他最仰慕的是和平和理想主義作家維克多·雨果。在1885年雨果83歲生日時，諾貝爾發去賀信：
“偉大的大師，祝你長壽，用你的博愛思想使全世界更燦爛美好！”
他心愛的作家還有法國作家莫泊桑。他極力反對左拉和一般寫實派作家，他對左拉評價不好，認為他是“一個肮髒的作家”。對於俄國文學，他喜歡閱讀果戈裏、陀斯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對於包括他的祖國瑞典在內的斯堪的納維亞各國的文學，他閱讀過易卜生、比昂遜、呂德貝和拉格勒夫等人的作品，對這些作品他都有過獨特的評價。
諾貝爾不僅喜歡閱讀文學作品，而且也嚐試過進行文學創作。那首他在十八歲時寫的題為《謎》的長詩始終被認為是脫胎於雪萊的詩而成的。這首詩采用詩文的形式，真實地展現了他的文學天才。這首詩是自傳式陳述，表明了諾貝爾早年對於人生的態度。
1868年，諾貝爾在英國旅行時，在德鳳郡遇見一位英國牧師萊辛漢·史密斯，他們很快成為忘年之交。諾貝爾把自己這首詩抄給老人看，老人回複了他一封長信。說他已很快樂地讀了那首詩，望他領悟耶穌教的真理。
在他的遺稿內，還有同樣的一首詩，由筆跡看來，是屬於同時期所作，大意也相同。在這首詩內，諾貝爾又想到人生之謎、上帝和永恒，又像雪萊一樣，有熱烈而神秘的宗教意識，顯然又帶有反宗教的態度。這首詩與別的不同，因為這是押韻的：
夜半萬籟俱靜，
愛縛精神得解脫，
理解的力量如幻影一般飛逝。
尋常的目力不能偵視。
這目力簡直漫無顧忌，野性難馴。
欺騙我們並引誘我們的靈魂：
我們與神秘奮鬥，
我們尋覓上帝，專注凝神，
這神秘緊緊地包圍著，
宇宙的主宰，神光閃爍。
在諾貝爾的稿件內，還有一篇未寫完的故事，名為《最快樂的非洲》，表現出諾貝爾生平的思想，可算是他的政治意見的喉舌。
在諾貝爾的心裏，並不相信群眾能了解政治，他不讚成普選，更不相信議會製，他寧願政府有獨裁的力量。他借書中人阿文尼發泄他的思想，阿文尼代表激進派，書中所謂的“我”是極端保守派，主張絕對服從傳統的國王。
阿文尼以輕蔑的態度問：“哪怕他們是近乎軟弱的人，或是罪人呢？”
“那他們很少是這樣的，”我答，“因為上帝所立的王，自有他天賦的才能，不至於有心靈的欠缺或犯罪的傾向。但是，你既然這樣苛刻地批評並毀罵神聖而尊嚴的國王，你到底想用什麼較好的統治者替代他？”
“你的問題的確使我為難，”阿文尼說，“我一定承認這個和那個一樣壞。現今所流行的三種政體差不多是同樣毫無價值。”
我旁邊的人問：“這三種政體是什麼？”
“君主專製、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阿文尼答。
“但這是現今世界上所有的政體，”我驚呼著，“你的意思是說它們都壞嗎？”
阿文尼答：“結果證明是這樣的。”為維護他的論點，他開始批評傳統的君主專製政體，這批評是很痛快的；他反對君主立憲的意思，卻更有趣……
中年時期，諾貝爾專心發明工作，基本上拋開了寫作，直到晚年，尤其是抱病臥床的那段歲月，他重拾文學舊好，嚐試著寫了不少作品。他在1895年曾用英文試寫了諷刺喜劇《專利細菌》。諾貝爾並不見得熟悉阿裏斯托芬的喜劇，但在風格上，他有傾向於那方麵的意味。然而諾貝爾自己也覺得完全缺乏阿裏斯托芬喜劇裏的那種豐富而深刻的幽默。所以在寫完幾張經過許多塗抹和修改的稿紙後，就擱在了一邊，不曾寫完。
諾貝爾唯一完成的戲劇是《複仇女神》。戲劇的情節脫胎於他青年時代偶像雪萊的詩劇《欽契》。
1896年3月，他在寫給貝莎·蘇特勒夫人的信中寫道：
“我近來因病不能擔任較繁重的工作，隻寫好一本悲劇。除有幾處還要潤色外，我算是完稿了。這劇本的題旨是關於比阿特麗絲·欽契動人的故事，不過我的敘述方法與雪萊完全不同。我將亂倫的動機說得不惹人厭惡，就是最好責難的群眾也不致注目及此；但是那父親方麵的卑賤已完全暴露，所以報複雖近凶殘，卻是完全自然的。實際上是一種義務。我想看看這小小劇本是否有人排演，我覺得它在舞台上應有十分好的效果。這是用散文寫成的：我不愛聽對話裏的詩--那好像很不自然。”
劇中的亂倫情節雖然加重了老欽契卑鄙無恥的罪孽，並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他女兒的罪行，諾貝爾卻寧可把有關的情節刪去。為了使這出戲得到觀眾的支持，他還打算修改或刪去另一段情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