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天，列寧不願等輪船，勸葉利紮洛夫乘小船過河。船夫們都不敢運送他們，因為怕那個富商阿烈菲也夫，說反正他也要把他們拖回來。列寧對他們說：“不要害怕，他這樣做是犯法的，如果他把我們拖回來，我們也給他點厲害瞧瞧。”一個船夫終於被列寧說動了，同意送他們過河。他們上了船向對岸劃去。
當時富商正大模大樣地坐在碼頭上喝茶，看見有人用小船擺渡，乘客中葉利紮洛夫還是他的同鄉，於是喊道：“喂，葉利紮洛夫，別這麼胡鬧了。您知道我花錢租下了這個渡口呀，我是不允許船夫把渡客擺到對岸去的。您不如帶您的朋友來跟我喝杯茶。反正你們還得乘坐輪船，我要叫人把你們弄回來的。”
列寧氣極了，他對船夫說：“往前劃，別理這家夥。”可船夫垂頭喪氣地說：“反正也得回去，再劃也是白費勁。這家夥壞透了，他一定會派輪船追上來的。”
過了一會兒，富商的輪船果然趕來了。幾個水手熟練地用鉤竿鉤住船幫，要他們上輪船。
列寧向船員們解釋說他們沒有權力這樣做，法院會判他們橫行霸道罪，他們會坐牢的。
可船長堅持讓他們換乘輪船。列寧上船後，把所有船員的姓名都記下了。
過了幾天，列寧回到薩馬拉，就去控告了阿烈菲也夫的橫行霸道。案情明顯，按當時法律規定，蠻橫行為是要判刑的，並且不能用罰款代替。然而，列寧卻費了不少力氣才打贏這場官司，因為富商勾結官府，相互包庇。
這件事交給塞茲蘭下遊的一處地方當局處理，距薩馬拉100俄裏。列寧每次必須到如此遠的地方去與當局和被告對證。案子非常明顯，阿烈菲也夫知道他的官司必定會輸，準會受到懲罰。所以，他就利用一切關係盡量拖延案子。他和地方法官勾結在一起。地方法官故意刁難，狡猾地拖延訴訟，並希望列寧最終會放棄這件事。因為在他們看來，一次又一次地跑100俄裏來打一件對自己毫無益處的官司是不值得的。這期間母親也曾勸過列寧撤訴，一則時間和精力耗不起，二則還會得罪一些人，他們會報複。但列寧決心已定，他仍然堅持自己的控訴。直到1892年冬天，列寧第三次來到法院，地方法官無法再拖延了。出庭那天，列寧作了充分的準備，把富商的辯護人駁得啞口無言。地方法官不能再包庇了，隻得按法律判富商一個月徒刑。正義終於戰勝了邪惡，富商終於丟了臉，全城人都知道了這件事，大家奔走相告，說列寧是一位敢於為民說話、主持公道的好律師。最高興的還是碼頭上的船夫們，因為列寧為他們出了口惡氣，從此富商再也不敢仗勢欺人了。
作為律師，列寧本著公正、平等、合理的精神，盡可能地為勞動者辯護，捍衛他們的權利和利益。但是，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當時殘酷而複雜的實際生活中，列寧認識到，法律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要改變整個黑暗社會的不公正，單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須參加政治活動。因此，列寧把主要精力和時間投入到了革命活動和理論研究上。
薩馬拉當時住著不少19世紀70年代革命民粹派的代表人物，有的是上了年紀的從西伯利亞回來的流放者，有的是受監視的人。如傑出的作家、政治家和革命民主主義者格·伊萬諾維奇，他從70年代末起就住在薩馬拉進行革命活動，寫的著名小說《三個鄉村》雖然有民粹主義觀點，但對俄國的農村社會進行了深刻的剖析，揭露了農民受壓迫和剝削的悲慘境遇，描寫了資本主義經濟在農村的發展和農村村社的瓦解狀況。民粹主義者阿·安·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薩馬拉建立了移民試驗區。經濟學家和自由主義民粹政治家瓦·巴·沃龍佐夫也住在薩馬拉，著有《歐洲人民的生活》一書。另外，還存在著幾個保持民粹派傾向的革命小組。因此，民粹派在薩馬拉有很大的市場。列寧雖然不讚成他們的世界觀和鬥爭策略，但也樂於和他們接觸，甚至進行長談，敬佩他們勇敢而富於犧牲的精神，批判地吸取過去革命運動的經驗，注意傾聽並記取關於革命鬥爭方法、秘密活動方法、獄中鬥爭、獄中與外界聯係等情況的講述，學到了不少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後來列寧善於十分巧妙地欺騙密探不能不說得益於此。某一個時期，列寧經常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會麵，交談移民區的情況，討論資本主義製度下的農民狀況。他們的討論和爭論十分熱烈和深入，往往談到深夜才話別。在列寧的影響下，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後來成為一位馬克思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