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巴頓之所以如此地熱愛戰爭，主要是出於對自己個人榮譽和地位的追求，把戰爭看成是達到本人理想地位的手段。他不同於狂熱地鼓吹和宣傳戰爭的“戰爭販子”，也不同於老羅斯福式的“好戰的鷹派”。關於這一點，傳記作家拉迪斯拉斯·法拉戈曾作過精彩的解釋。他在《巴頓將軍》一書中寫道：“他對戰爭的熱愛，並沒有什麼玄妙的或地緣政治的論據。它並沒有思想基礎，電沒有馬基雅維裏或黑格爾派哲學家所接受的不可避免的曆史循環論。巴頓完全出自崇信一種悖理的甚或荒唐的觀念，乃至上了癮，達到狂熱無羈的程度。這一點，在軍人中他幾乎是獨一無二的。因為軍人中，即使那些最偉大、最有成就之輩，也沒有幾個人是讚美戰爭的，而多數軍人都持與謝爾曼一樣的觀點，認為戰爭是災難，戰爭的虛榮純粹是浮光掠影。”他又寫道：“巴頓熱愛戰爭主要是因為他認為，他所具備的特殊而又有限的才能注定自己要獻身給戰爭……他認為自己隻是一個能力有限的人。他相信，他的一輩子隻有去搞一項狹窄的專業才能有出息，這就是他公開承認的選擇軍人職業的原因。”
雖然他還像戰時一樣以鐵的紀律要求部隊，並進行嚴格的訓練，但他情緒低落，興趣索然。布雷恩帶著美國製造的坦克抵達法國，但為時已晚，趕不上參戰了，但這些坦克卻成了巴頓的試驗品。巴頓對坦克進行了大膽的試驗和編組，在坦克裏安裝了無線電話，以便運動中進行通信聯絡。他還製訂了集中使用坦克突破敵人防禦，向敵縱深發動進攻，一舉摧毀其指揮中心的戰術。這種戰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德軍廣泛地使用。但是，巴頓沒能夠像英國軍事理論家富勒和利德爾哈特一樣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論體係。因為理論上的探索不是他的專長，而橫刀立馬、馳騁疆場則是他的宿願。盡管如此，他還是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教訓進行了一番認真的總結。
巴頓廣泛收集英法軍隊的坦克兵訓練材料、戰例研究報告、坦克作戰材料等等，加以認真研究，以拓展對坦克作戰的理解力。他還收集各種嘉獎令，希望從中學習如何驅使部下英勇作戰的技巧。他撰寫論文，澄清自己的思想，向參謀學院的學員和坦克兵的官兵發表演講。
巴頓甚至還對自己之所以在士兵中擁有威望一事進行了總結，認為其重要原因，是他能身先士卒，出現在戰鬥最激烈的場合，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樣躲在安全的後方，很少上前沿。例如，聖米耶爾戰役中他孤身帶領坦克穿越不知是否埋有地雷的埃塞大橋一事，在士兵中就引起了強烈反響。妻子對他的這種英雄氣概也十分佩服，她在來信中寫道：“你實現了我一直對你寄予厚望的男子漢氣概和勇敢無畏的理想……我對你的期望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人都高，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始終如一。”
潘興長期沒有與尼塔見麵了，兩人的感情逐漸冷淡下來。戰爭結束後不久，他們便結束了這個非正式的婚約。但兩人畢竟有過一段難忘的記憶，所以在巴頓的安排下，兩人在倫敦見了麵，友好地分手了。他們都表示，一輩子永過單身生活。
1919年2月，巴頓率部乘火車前往馬賽，然後從那裏坐船回國。法國馬賽基地司令為美軍這支部隊嚴整的軍容和嚴明的紀律所震動。上船後，巴頓十分關心士兵的食宿條件，為此又忙碌一番。3月中旬，船隊順利抵達紐約。此時對於巴頓來說，一場令人振奮的大戰已完全變成了曆史。
回到美國後，思念親人的情緒像烈火一樣燃燒著巴頓，他覺得自己似乎已有一個世紀未同家人見麵了。他擺脫了記者的糾纏，拒絕了任何邀請，匆匆地趕回家與妻子見麵。幾天後，他又與家人團聚了。回國後，巴頓的部隊被調到馬裏蘭州的米德軍營。該地位於巴爾的摩和首都華盛頓之間，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專門開設的坦克兵軍營。原在賓夕法尼亞州科爾特軍營受訓的坦克兵在德懷特·艾森豪威爾中校的指揮下，與從法國返回的坦克兵合編，並轉至米德軍營。
巴頓離開美國近兩年了，美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戰期間，美國由債務國一躍成為債權國，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成為世界一流強國。19世紀70年代開始的工業化、機械化和城市化過程基本完成。方興未艾的資產階級改革運動——進步運動已在美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打上深刻的烙印。勞工力量不斷壯大，成為美國政壇上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婦女獲得了選舉權；禁酒運動取得了成果；清除腐敗、維護公益的鬥爭已初見成效。這些都為20世紀20年代的“柯立芝繁榮”奠定了基礎。但巴頓對這些變化漠不關心，他眼睛裏所看到的是許多老兵退伍令他不快的情景。
他看到整個美國的軍隊處在一種混亂和瓦解狀態中。幾個月前，軍人還受到熱烈的讚揚，是抵抗侵略、保衛和平的勇士，而現在則成了人們的笑柄，甚至受到蔑視和冷遇。法國總理克雷孟梭自豪而又信心十足地吹噓：“我們把戰爭打到底了，徹底再徹底了。”這使得許多天真幼稚的人們都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結束一切戰爭的戰爭，該是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