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1年起，超現實主義渡過了它的十年鼎盛時期而開始下滑。不同派係的人若即若離，僅僅維持著知識分子表麵的斯文。兩年後，布列頓由於對國際政治問題持不同意見，被開除出“歐洲聲援革命聯盟”。1937年，也就是主持完德·馬戈特酒吧的聚會之後，布列頓即飛去了美洲大陸。他在墨西哥會見了托洛茨基，共同組建“國際獨立革命藝術聯盟”，喊出了“不要你們的戰爭，不要你們的和平”的典型的無政府主義口號。他把革命赤裸裸的解釋為：“最簡單的超現實主義就是拿著手槍走上街頭，漫無目的地朝著人群開槍，能幹多久就幹多久。”
布列頓與阿拉貢、艾呂雅等人徹底分道揚鑣。至1939年二戰爆發，超現實主義者們匆忙發布文告《不要效仿希特勒》、《打倒橡皮圖章文學》，然後各奔前程。
畢加索盡管與布列頓有著很深的友誼，但他對政治一向不聞不問，他以為那是政治家的事情，就像打仗是軍人的事一樣。可是，他對超現實主義內部的紛爭卻不能不聞不問，那裏不僅有他的朋友，更關乎現代藝術的發展。理智和良知都告訴他，阿拉貢艾呂雅的路線更富於正義感，更代表人類的理想。
較之以前，畢加索的條件有了更多的改善。沙巴泰實際上成了他的管家兼秘書，他還買了一輛寬敞的西班牙轎車，這給旅行帶來了極大的方便。司機馬塞爾盡心盡職，非常讓人放心，他很快也和沙巴泰一樣，成為畢加索府上重要一員。難能可貴的是，沙巴泰、馬賽爾的工資一直在30英鎊以內，但他們的後半輩子都緊跟著這位大師，靠的是耿耿忠心。特別是沙巴泰，他和妻子都在這裏效勞，住在一間狹小吵鬧的房間裏，那屋子比寺廟裏修行和尚的單間住房大不了多少，而且在一片工人住宅區的樓頂上，夏熱冬冷，他們一住就是幾十年。
畢加索學到一個中國詞，他認為以此說明沙巴泰和馬賽爾在家裏的鮮明對比很有意思——哼哈二將。沙巴泰古板正統，做事絲絲入扣，原則性很強，要是有人來訪，如果不是在畢加索規定的時間內或未經約定的，他陰沉著臉，好半天才從鼻孔裏重重地“哼”出一聲，算是答複。若是碰上馬賽爾，他也會把你攔住，不讓你幹擾主人的工作。但他很客氣，常常給人很舒服的台階下，然後，他“哈哈”大笑地和你告別。兩人的風格迥然不同，稱作“哼哈二將”還真的十分準確。由於機警靈活，畢加索對馬賽爾的信任度似乎更高。比如畢加索要出門，該不該出，什麼時候出，都是馬賽爾作最後決定。這還不算，沒讀過書的馬賽爾還是畢加索的作品評論員。畢加索說，馬賽爾從未遭受過文學虛飾的傳染，像一張白紙，光可鑒人，他的反映比那些裝模作樣的評論家們更真實可靠。所以，馬賽爾每天報到後，要先去畫室檢查畢加索昨晚畫的畫，畢加索起床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聽馬賽爾談個人意見。
馬賽爾絕對是個聰明人，他長年看畢加索作畫，雖然自己並不能掌握，卻培養了一門絕技：鑒定贗品。畢加索在畫壇享有盛譽以後，其作品的贗品俯拾皆是，層出不窮，有的甚至連專門和畢加索打交道的畫商，如卡恩韋勒、盧森堡們都認不出，但馬賽爾一眼就可以看出來。他於是被畢加索稱為“惟一能理解我的畫的人”。盡管馬賽爾如此“權威”，但他從不以此傲人，他知道這一切都是畢加索給的，他懷著一種感恩的心理為畢加索做事，有求必應。
馬賽爾還是對保羅影響最大的人。畢加索是個工作狂，他喜愛孩子，但很少把時間耗費在孩子們身上，除非是為他們畫像。保羅隻有和馬賽爾玩，這樣在他的生活中，汽車和摩托車比什麼都重要。他走路的姿勢。講話的神態都是馬賽爾的味道。長大後，遊手好閑的保羅就隻幹一件事，參加摩托車競賽。馬賽爾在畢加索身邊25年，一直到1950年的一天夜裏，他瞞著畢加索開車帶家人到郊外兜風，不小心把車撞到了樹上，人未傷而車已毀。畢加索一氣之下，炒了馬賽爾的魷魚。
畢加索不耐煩和機器打交道，因而他不願意學開車。有一位朋友好心地建議他“應該學會開車，它可以讓腦子得到休息”，畢加索馬上幽他一默：“可是，我就是喜歡思索。”
1936年的夏天，畢加索是在距坎城幾英裏的一個小山村莫金斯度過的。艾呂雅曾在這裏的朋友家住過，感覺很好，便向畢加索極力推薦。
畢加索是一塊磁石，他走到哪裏，哪裏就會出現一個強大的藝術磁場。莫金斯人發現，隨著這個老頭的到來，他們小鎮馬上熱鬧起來。塞爾伏斯夫婦、曼雷、保爾·盧森堡、列內·恰爾等，都來了。有一天，小鎮上來了一位稀客，他就是英國人羅蘭特·潘羅斯。這位集作家、畫家、評論家於一身的“老外”，費了好大的力氣才在這個偏僻的村莊找到了畢加索，他的福特牌轎車一路風塵徑直開進畢加索下榻的“大天地旅館”。畢加索和他交談了一天，他們就成了意氣相投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