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的一天，達達主義在聖麥卡爾戲院舉辦“胡子心扉晚會”，畢加索也應邀來觀看演出。於是，他親眼目睹了布列頓、艾呂雅跳上舞台，宣告與達達主義的決裂。他們用阿波利奈爾發明的“超現實主義”作為新運動的名稱。
阿拉貢認為，他在1919年從軍隊複員時，布列頓和蘇波給他看的他們合寫的小說《磁場》，是超現實主義的開端。《磁場》是從預先規定好的思維模式中“解放”出來的初次嚐試，它描述了戰後法國青年的“黑暗的絕望心理”：除了死寂的星星，我們什麼也不知道。我們的雙唇比荒蕪的沙漠還要幹涸，我們的雙眼茫茫，毫無希望……今日傍晚，我們坐在絕望的河畔。我們甚至於再也沒有幻想。而我們揚聲歡笑的時候，路人驚奇地回過頭來張望，然後急忙地趕回家去。我們是一群瘋子，我們甚至引不起別人的鄙夷。阿拉貢一口氣把它讀完，連聲說：“真是太精彩了！這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下意識的創作。”他是這部小說的第一個讀者，他後來還風趣而自豪地說：
“我不是超現實主義的生父，而是他的接生婆。”
超現實主義初一形成，即顯示出其叱吒風雲的力量。演講畫展朗誦會遊行示威此起彼伏，每個人都為自己能走在反對資產階級的前列而感到光榮。他們公開打著“叛逆”的旗號令當局不能容忍，許多人被捕或以違犯公共秩序罪遭到拘留。集團的主要成員們絞盡腦汁，想出五花八門的言行，企圖既帶有顛覆性和侮辱性，又能免坐班房，因而產生了許多笑話。
羅貝爾·德斯諾斯在人群密集的地鐵車站對一個牧師說：“早安，太太。”
艾呂雅四處演講，每次講畢，則高呼口號：“打倒軍隊！打倒政府！”他還是不可避免地去了拘留所。
畢加索的那個小老鄉米羅溫文爾雅，最怕惹是生非，他在街上隻是象征性地喊了聲：“打倒地中海！”地中海麵積那樣大，沿岸有十幾個國家，是個模糊地區，誰也不會往心裏去。於是，人們都看不起米羅，責問他：“你說那種話幹什麼，那有什麼意義？”米羅硬著頭皮回答：“地中海是我們整個希臘—羅馬文化的搖籃。打倒地中海，意思就是說打倒今天的一切。”這個說法很勉強，但主題還不錯，米羅才得以過關。畢加索笑著說：“米羅長期以來一直裝扮成天真的小孩子，在滾鐵環玩。”
米歇爾·萊利可就沒有米羅那麼幸運。他喝醉了酒以後騎著自行車上街，碰上警察就罵幾句。盡管他的叔父是地方警局的長官，他還是被拘留了48小時，而且足足地吃了一頓皮鞭，出來時已不省人事。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萊利因此而成為人們心目中的“英雄”。
1925年7月15日，超現實主義的會刊《超現實主義革命》出版了第四期，《亞威農的少女》在問世18年後，首次被布列頓刊出。
布列頓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他突然發現，達達主義的內訌在於他們所走的道路越來越窄，他們的綱領狂妄而僵硬，是手足無措的產物。畢加索的天地卻是無比廣闊，他神遊八極，意隨心至，手到擒來。他的畫，既發自內心，又立足現實，所以人們在短暫的誤解之後，總是持久而熱烈的讚賞。
1923年7月6日，達達主義臨時集會，一個叫皮埃爾·德·馬索的人跳起來喊道：“畢加索已經在戰場上死去！”布列頓極力為畢加索辯護。他一嘴難敵百口，忿然拿起一個罐頭盒朝馬索的手臂上打過去。
從那時起，布列頓就在考慮與達達主義分道揚鑣。他的想法和艾呂雅、阿拉貢等人不謀而合。《超現實主義革命》創刊後，布列頓首先就找到畢加索，希望能提供他的最新作品。但畢加索不願與流派和團體發生糾葛，幾次婉拒了布列頓。
布列頓當然不會善罷甘休，他在畫商雅克·杜凱的寓所看見了他收藏的《亞威農的少女》，大為震驚。他對畢加索說：“我一定要把它發出來，否則我就不是布列頓！”畢加索深受感動，他同意了。
在《亞威農的少女》刊出的同時，布列頓配發了一篇論述畢加索的長文。文中，他說，現實並不隻是肉眼看到的東西，因而畫家必須描繪自己內心的模特兒。畢加索的作品超越了自我的界限，表現了無限廣闊和無限深沉的幻想世界的內幕，把人的形象推進到一個更崇高的水平上。他的結論是：
“我們現在擁有的地位，當初遲遲無法取得甚或喪失，其關鍵僅在於未能斷然肯定這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