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加索這一年的工作在接近聖誕節時的一幅大靜物畫達到頂點，這畫的名稱叫做《一片瓜的靜物畫》。畫麵上是一張桌子、一把吉他、一些樂譜、一片瓜放在一大張鮮豔的紅布上，左方則擺著一幅胸像，上麵的容貌簡簡單單地描出來——有一個立體派的鼻子和眼睛。這幅作品是如此充滿生氣，使得“靜物畫”這個名稱都顯得有些不恰當了。
1925年剛開始時，他的作品以同樣的穩定程度大量生產出來：更多的靜物，可愛的家人肖像，一個拿曼陀鈴的可愛女孩兒，所有這些作品都十分悅目——跟他所說過的繪畫與美無關的話背道而馳。春天的時候畢加索到蒙地卡羅去，狄阿格西裏夫正在那兒指導團員排練。畢加索這次不是以合作者，而是以朋友的身份去的。不過他還是花了很多時間看他們的排演，為他們作了許多工作和休息時的美麗流暢的古典素描。
畢加索這一段平靜順暢的日子突告終止，因為傳來了彼克特的死訊。早在1921年那一次與斐南蒂在塞瑞特的不愉快探訪之後，彼克特和畢加索就沒再見過麵，不過他們在此之前是極親密的朋友。畢加索時常和朋友吵嘴，有時吵得非常激烈，但他極不願意他們完全脫離他，自己也從來沒辦法把他們完全忘掉。他對朋友的喜愛並不會因吵嘴而消失，這種喜愛會持續許多年，而且友誼常常會恢複過來，有時稍減一些，有時甚至比以前更深厚。
失去任何朋友都會使他沮喪，尤其是彼克特之死，無疑使他失去了年輕歲月中的重要部分，這個部分可以回溯到“誇特·加茲”以及他在巴黎最早的那段日子。他並沒有很多相識那麼久而又喜愛那麼深的朋友：馬諾洛遠在他鄉，麥克斯·傑克卜也是，阿波林納則已經去世。另外彼克特和卡薩傑瑪斯的關係極為密切，而卡薩傑瑪斯的死又曾那樣深刻長久地影響到畢加索。
這個消息傳來時，有一種深深地不滿正在他的心中成形：一種對生活方式的不滿。他察覺到自己近幾年來的作品雖然廣泛地得到認可與稱讚，卻已消失了它們一度有過的爆炸力，好像是他在44歲的年齡已經完成了他所有重要的發現，又好像是一個撐飽的肚子、一套剪裁合式的衣裳、一條放在胸前口袋的手帕和一個幹幹淨淨的蝴蝶結，它們已經出賣了他內心的太陽。
這種不滿爆發成了一幅狂野、驚厥的畫作，稱為《舞》，或者稱為《三個舞者》。他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在上麵，就跟他畫《阿比南少女》時一樣，而這兩幅畫的重要性以及它們的衝擊力也是不相上下的。
這幅畫長達7英尺，其中高大、怪誕、野蠻的人形手連手地舞著。中間那個人的身體，赤裸著，從腳到頭是一條緊張的長線，她的兩臂高舉向外伸展著。左邊的一個野蠻的人形，在狂暴的動作中整個扭曲，她的頭向後仰到與軀體成直角的程度；她的左手連著前一個的右手；她穿著一條有斜紋的短褲，她的瘋狂、狂歡或苦痛的小頭顱比《阿比南少女》中任何東西都極端。畫麵的另一邊是一個比較冷靜，看不出性別的棕白色人形，右手直直地高舉，握住第一個女人伸展的左手，而左手則抓著第二個女人的右掌。在這第三個人形的後方隱隱浮出了彼克特嚴肅的輪廓——個剪影。這幅畫的確是為彼克特畫的，因為畢加索是這樣告訴潘洛斯的，他說《三個舞者》其實應該叫做《彼克特之死》。
畢加索是個非常有創造力的人，有創造力的人大致說來都有比較強的感受力，但卻很少有快樂；在一個連普通心靈都會感到沮喪的世界裏，他們要為更敏銳的感受付出極大的代價。畢加索的感情是情緒化、複雜的，而且走極端的。他從小生長於其中的那個文化很少教導他關於人際關係的自我控製；而很早的時候，他的母親以及斐南蒂就曾注意到他的天性絕不會讓他快樂。
奧爾佳天性善妒，占有欲極強，並且跟她的丈夫一樣缺乏自我控製。她現在沒什麼事可做——仆人已經夠多了。她的時間都用來使她的丈夫生活得難受。她沒有明顯的不滿的理由：畢加索，雖然有時是一個極難相處的人，卻也十分溫柔；他給了她一個國籍，一個不菲的收入，還有一個孩子。他起碼是個稱職的丈夫。但一個人的不滿實在不需要什麼明顯的理由，而且她似乎從來不曾真正喜歡過畢加索或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