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他們正式同居。畢加索剛剛背井離鄉，心頭的苦澀正濃，加上窮得不像樣子，而費爾南多的愛填補了他精神上的空白——親情的空白、錢財的空白、社會地位的空白。因而費爾南多除了以情人的身份出現，在家裏，畢加索最需要的還是她的母性。如果畢加索不拿起畫筆，那他簡直就像個小孩子，他好吃，好玩，好惡作劇，好把家裏弄得稀亂。費爾南多是個出名的懶婦人，但畢加索卻能讓她勤快起來。她燒得一手好菜，能在一隻燒石蠟的小爐子上做出各式美味可口的肴饌。她還善於節省，每天花不到兩法郎，就能安撫畢加索和他的朋友們的轆轆饑腸。
費爾南多最可貴的品質，是她能忍受畢加索的窮和他那幫窮朋友的鬧。費爾南多很長時間沒有鞋子穿，走不出畫室，幸虧有大批舊書，消磨了她好幾個星期。冬天，他們沒有燃料，隻得鑽在被子裏取暖。經營煤炭的鄰居聽說了，趕忙送來一箱藕煤，而且不肯要錢，他被費爾南多的“一雙眼睛迷住了”。
費爾南多的佳容麗質與開朗樂觀的性格改變了畢加索，她的母性的庇護使畢加索深藏在骨子裏的詩人氣質和頑童稟賦得以水落石出。但她卻拒絕了畢加索的求婚，她礙於自己坎坷的經曆，也了解畢加索多變的性格，她願意和他這樣過下去，寧靜的，浪漫的，不受什麼約束。因為，畢加索是約束不住的。
畢加索把費爾南多帶回了巴塞羅那家裏，他希望父母能做通她的思想工作。唐霍塞夫婦倆盡了最大的努力，也未能讓費爾南多做出承諾。唐霍塞隻好叮囑兒子，一定要堅持到底。
據詩人薩爾蒙回憶，畢加索和費爾南多的那間陋室在洗衣船大樓的頂層，裏麵“一個放顏料的木櫃，一張從舊貨商那裏買來的普通小圓桌，一張當床睡的長沙發，一個畫架。把原來的畫室分隔開，形成一個密室，放著一件類似床的東西，朋友們稱之為‘臥室’。”
畢加索在費爾南多身上體現了他對女性一貫的細心和溫柔，盡管他給予她的“臥室”地板都翹裂了。他好不容易賺點錢，第一件事就是去為費爾南多買她最喜歡的香水。他將香水灑在畫好的費爾南多肖像上，說是為她“化妝”。
畢加索愉快的心情明顯地反映在創作上，藍色與其它暗色逐漸減少，畫麵上增加了玫瑰色和粉紅色，比如《演員》、《坐著的裸女》等。同樣是表現窮人的辛酸困苦，這一時期的畫，色調較以前柔和，輪廓更鮮明，處理人物形象的分寸感把握得更好，有人將它命名為“粉紅色時期”。一直關注著畢加索的查爾斯·莫裏斯在1905年3月撰文說：
“與早期作品相比，他已更加敏感和成熟。以前他更多的是沉湎於悲哀之中，而其中並不含有同情。”
1904年底，畢加索在聖拉紮爾火車站的一家英國酒吧邂逅法國現代文學“開一代詩風”的先驅者阿波利奈爾。這件事來得很偶然，阿波利奈爾在等候火車，準備去勒韋西爾他母親那裏；而畢加索正在車站送他的一位朋友，這位朋友曾是阿波利奈爾的同事。鬼使神差，他們注定要在這段空隙裏第一次握手，從此緊密合作，掀開西方現代文學藝術運動的嶄新一頁。
阿波利奈爾是羅馬教皇內侍女兒的私生子，從母姓。他在德國當過家庭教師，又遊曆了歐洲各國。1903年到巴黎，靠編輯和寫稿養活自己。見過畢加索幾天後，他就為他的新朋友寫了他平生第一篇藝術評論，而且對視覺藝術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阿波利奈爾也成了洗衣船大樓的常客。
馬克斯·耶科的隔壁住著一個小夥子，叫索裏奧，靠賣朝鮮薊營生。索裏奧的頂上則是畢加索和費爾南多的住室。畢加索不在家的時候，索裏奧就透過翹起的地板，對著費爾南多做鬼臉。耶科聽說了，拍著胸脯要解決這件事情。
晚上，耶科糾集了阿波利奈爾等一夥人，來到畢加索屋裏。他們想盡辦法在索裏奧的頭頂上大吵大鬧，通宵達旦，搞得索裏奧無法睡覺。他對著樓上大聲喊道：“嘿，黑心的人們，讓勞累的工人睡一覺，行嗎？”耶科拿一根大棍子猛敲地板，並用更大的聲音叫罵：“不要臉的索裏奧，閉上你的臭嘴！”果然，第二天，下麵那間房子就空了。
五、事業轉機
畢加索一生中最親密的朋友都是詩人，他對詩人也有一種強大的吸引力。詩人喜歡熱鬧，有規律地聚在一起閑聊。這很對畢加索的胃口，他通常保持著沉默，一旦插話，則必是驚人的妙論。這些集會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曾經說過：“這些與外界的交往，即使和我的藝術創作沒有什麼明顯的聯係，也有它們的作用。對我來說，這是一種‘自我充電’，就像劃火柴時發出的閃光，雖隻一閃，卻能燃起我一天的工作熱情。”
畢加索的變化繼續在畫布上體現出來。蒙馬特爾高地附近經常有民間藝人和馬戲團的表演，小醜成了畢加索視野中的主角。
乞丐和妓女是社會壓迫與摧殘的原生態，也就是說，他們是貧窮和屈辱的外在表現形式。而小醜則是經過偽裝的，他們更軟弱又更敢於反抗，更善良又更追求真理，賣笑活動比皮肉生涯更要忍受精神上的折磨。乞丐或許是文盲，妓女或許是野婦，而小醜屬於藝術家類型，他們更能表現人類的處境，更能喚起人類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