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見
作者：徐賁
如果大學不發文憑，一方麵，今天從大學畢業而幾乎什麼都沒有學到的學生，能有多少可以證明自己受過高等教育？另一方麵，那些沒有上過大學，而確有才能的人們，他們在文憑之外，還有什麼別的辦法能為自己的才能提供證明？文憑不能為教育提供確實憑證，但卻又被當作唯一可以被接受的憑證，這豈不是一件既諷刺又不幸的事情？
今天，大學機製的主要功能便是頒發各種文憑，而工作市場中的稍好一點的機會無不以某種文憑為基本條件。頒發文憑讓大學實際上掌握了幾乎壟斷支配工作市場機會的權力。今天，大學的重要性一大半來自它頒發文憑的權力，在以文憑為主的大學體製中，當然有許多以傳道解惑授業為誌業的教師。但是，人們也常發現，大學文憑所能證明的無非是大學畢業生在學校裏度過了4年或更多的時光。大學頒發的文憑是真的，但證明的東西卻虛假不實。這樣的文憑也就成了真的假文憑。
不久前，在回美國的飛機上，坐在我旁邊的是一位某大學英語係即將畢業的大四學生，她是到美國來進行畢業實習的，準備一麵在快餐店打工，一麵學習英語和實地觀察美國民情。她應該是她同學中比較優秀的了，但是，她卻連美國的入境表格都無法全部看懂。她告訴我，在大學裏幾乎沒有學到什麼有用的東西，老師為了讓所有的學生能夠準時畢業（這是學校的要求），對每個最後通不過考試的學生都作了特別的“幫助”。
自從有文憑以來，便有進學校隻為文憑，不求知識，也就是“混文憑”的。大學成為一種體製以後，就一直有這個弊病。查爾斯 霍默 哈斯金斯在《大學的興起》一書中，把“體製”確定為現代大學的主要特征，這是在12、13世紀以後才有的事情。古希臘和羅馬人有高等教育，在法律、修辭、哲學方麵都有很好的教學成果，但他們並沒有大學。像蘇格拉底這樣偉大的導師，他是不發文憑的，到他那裏求學的人是去求智慧而不是求文憑的。哈斯金斯寫道，“今天，一個學生假如在（蘇格拉底）那裏學習了三個月，他肯定會要求一個證書，一個能夠證明這段學習經曆的有形的，外在的東西。”
我認識一些教授、學者，他們自報家門時常常會強調自己是師承某某名師，雖然他們在學期間也許根本就沒有見過這些“名師”幾麵，或者鮮有當麵受教的機會，他們的師承都是用文憑來證明的。在今天的大學體製中，這就足夠了。這些教授、學者成了“導師”，也就常常用同樣的方式對待自己的學生，每年授課的日子屈指可數，他們的作用僅僅是在適當的時候，為學生提供一個“有形的，外在的”的文憑，證明他們已經“學有所成”。
“文憑”（diploma）最早出現在17世紀的文藝複興後期，原來的意思是“折疊”，也就是一份折疊起來的文件。文憑在英國和澳大利亞有時又叫“證明”（來自拉丁文的testimonium 或testamur）。文憑是知識的證書，正如德國曆史學家海姆佩爾（Hermann Heimpel）所說，證書有“具體性”和“觸知性”，使得不可觸摸的無形之物（知識）轉化為有觸知性的實物（文憑）。而且，證書代表了權利本身，得不到證書也就失去了權利。
“文革”的時候，有的青年人在艱難的逆境中堅持學習，從來沒有中斷閱讀和思考，這種追求教育的目標是知識、真理和人的自我完善。他們無緣進入當時隻招收“工農兵”的大學體製，對他們來說，堅持在生活中思考便是上大學，提升智識和生存質量的學習是它自身的目的，而不是獲得文憑的手段。這種時代逆境反倒成全了“文革”以後成熟起來的一代知識分子，雖然他們在知識結構上可能有各種缺陷，但他們是以求知為誌業的知識分子。幫助中國高等教育從“文革”蒙昧時代過渡到了今天的“啟蒙”時代的正是這一代知識分子。
人們常常把“文革”時期比喻成中國的中世紀，把中世紀想象成一個文化黑暗、知識愚昧的時代。其實，西方的中世紀並不是一個“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時代。真正意義上的大學其實就是出現在中世紀。哈斯金斯引用法國神學家帕斯奎 蒯司內爾（Pasquier Quesnel， 1634-1719）的話說：“中世紀的大學是‘由人建成的’¬；——bâ；tie en hommes。”這種大學在曆史上留下了寶貴的精神和知識遺產，但卻沒有留下學校的遺址痕跡，因為它們本來就沒有固定的建築物。它們是可以自由搬遷的大學，從來就不是一個行政機關，“在遠離家園、無人保護他們的情況下，為了相互保護、相互幫助，他們組織起來”，這便是最初意義上的學生和教師聯盟。正是這樣的大學迎來了“一場偉大的學術複興時期”。
今天的大學有著富麗堂皇的傲人建築和機構複雜的行政體製，但卻未必是一個思想和智識的殿堂，有的甚至已經淪為學店和官場，若不是因為它們壟斷了發行文憑的權力，又有多少人會選擇，或有必要來到這樣的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