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的來說，在調研決策過程中，鄧小平善於著眼大局，把按“辯證法辦事”的理念和“突破陳規”的勇氣相結合，對“群眾路線與理論研討”的事實結果進行細致分析，緊扣時代發展脈搏和契機，采用“膽子大，步子穩”的決策方式及時果斷地製定政策，堅持“‘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讚成不讚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為製定各項方針決策的出發點和歸宿”[5]。
2.高效權威的動員指揮
決策需得到有力的動員指揮方能準確、有效、及時地落實，其內含的政策效力才能夠得到充分發揮。國家決策的動員指揮，涉及到繁蕪複雜的人員、分工、協作、反饋、調整等環節，若缺少參與群體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就會出現消極怠工、拖遝疲憊等“負能量”，從而導致政策落實過程中的偏差，影響政策的實際效力。而調動群眾的參與的積極性主動性離不開領導人的動員指揮。從形式上看動員指揮分為兩種：一是直接型，如發動群眾、親身號召、臨場講話等；二是間接型，如發布公告、營造氛圍、實踐動員等。鄧小平對於這兩種動員方式的利用都極具靈活性。
1978年，鄧小平緊抓國內外有力時機，動員大量幹部出國考察，僅此“一年裏有數百名部長、第一書記、省長頻頻出國考察，共走訪了50多個國家”[1]（P220）。這些領導幹部通過國內外對比後，對我國所處的落後麵貌有了統一的認識。在鄧小平看來，這種對國內落後狀態形成共識能夠為推動改革減少阻力，他本人則擔負起對外交往的重任，連續出訪東南亞、日本、美國等，造出極大的聲勢，透露給全國人民新的政治動向，即中國打開了閉關自守的大門，開啟了通往世界的道路。在麵臨國內出現大量社會問題時，鄧小平作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指示，發表了“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的重要講話，在思想和社會秩序層麵開展強有力的行動，嚴打了一批怙惡不悛的首惡分子，鞏固了中國共產黨權威，凝聚了改革開放的人心和力量。1980年元旦，鄧小平作“目前的形勢和任務”講話，一是向全黨全國人民指出80年代要做的大事，統一全國人民奮鬥的方向；二是分析80年代的國內外形勢，讓人民看到我國處在有利的形勢之中，鼓舞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三是透析四個現代化的建設要求，明確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路線，展示黨在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決策上毫不動搖的決心和信心。
綜上所述，動員指揮環節，鄧小平堅持在掌握有效信息和強有力的統一指揮前提下，依靠自身權威與堅定信念，緊抓時機，靈活變通，采用直接與間接相結合的動員指揮，坦誠布公地向群眾明確任務和形勢，把黨的政策變為群眾的行動，爭取使每一次運動、每一次變革不但幹部懂得，人民群眾同樣能夠了解和掌握，以此來贏得群眾自覺自願的認同和接受，從而為政策貫徹執行贏得更多的支持。這種馬克思主義領導藝術在鄧小平的治國實踐中獲得了巨大成效。
3.舉重若輕的組織協調
鄧小平作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在領導中國對外開放、體製改革、思想解放等方麵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黨的領導集體核心”是黨內領導關係的一種，它無法像具體職務一樣來源於任命或權力交接，同封建的世襲接替有著本質的區別。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黨建思想的指導，實行集體領導模式，即集體成員間以平等、獨立、民主的原則開展工作，但黨內領導層依然需要核心領導者，能夠嫻熟地組織協調自身領導資源，為國家、人民作出符合時代要求、順應曆史趨勢的關鍵決策。最終，經過人民與曆史的抉擇，鄧小平肩負起了這一重任。
鄧小平治國之術中的組織協調，一方麵是指其在治國理政過程中對涉及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部門力量的整合與調配，充分發揮各單位的職能互補與力量整合作用，最大化地形成工作合力，以期實現既定目標；另一方麵更重要的則是指鄧小平運用自身近50年的領導經驗，嫻熟地組織協調自身領導資源，贏取黨內和群眾的支持，鞏固自身的核心領導地位，這既是鄧小平治國的前提也是治國的題中之義。鄧小平“沒有令人敬畏的頭銜，僅是黨的副主席、副總理和軍委主席”[1]（P371），但他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卻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開來。在贏得群眾支持方麵，鄧小平深知發展經濟可以增強其自身的威望和取得人民的支持，於是他一方麵對經濟改革進行頂層設計，一方麵提拔年輕幹部如姚依林、穀牧等經濟能手來落實自己的改革思想。在統一黨內思想方麵，鄧小平花費大量時間準備中央全會和黨代表大會上的講話稿，用他樸實無華的語言來統一黨代表思想和堅定改革路線[1]（P376）。在統帥軍隊方麵，鄧小平努力保持自己的影響力，依賴楊尚昆、楊得誌等開展對軍隊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