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貓論”為香港、澳門回歸提供科學的理論依據。為促進台灣問題的解決，早日實現祖國統一大業，鄧小平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從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和國家發展戰略全局出發，在毛澤東、周恩來關於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思想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製”的偉大構想：“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製度；香港、澳門、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它們作為特別行政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製度長期不變。”
港澳台是資本主義製度，中國大陸是社會主義製度，鄧小平把兩個相對立的製度融合到一個國家裏。不分顏色、不論姓“資”姓“社”，隻要回歸、隻要有利於港澳繁榮穩定和中國根本利益，就是好方式。這是“貓論”順應時代潮流和曆史趨勢，打破僵局，推動海峽兩岸關係發展的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典範運用。
（二）實踐價值
第一，開啟社會主義思維之門，激活中國農村改革。新中國成立後，由於黨內嚴重存在著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教條化傾向，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長期以來都沒有搞清楚。毛澤東曾說：“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4]P198
1978年，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在汲取以往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又開始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由於剛從“文化大革命”浩劫中走出來，物資極端緊缺，人民生活貧困，麵對僵而不死的強大的經濟體製束縛，窮則思變的衝動與落後的思想觀念發生了激烈的碰撞。關鍵時刻，鄧小平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本質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是把人民的生活水平搞上去，把經濟建設搞上去，你能做到這兩點，你就是好貓。
1978年秋，安徽鳳陽遭遇特大旱災，糧食欠收，小崗村18位農民冒著坐牢的危險在一張秘密契約上一一按上了鮮紅的手印，偷偷地將牲畜、農具和耕地按人頭承包到戶。鄧小平支持了這一做法，認為這是提高農村生產力的好辦法。1980年9月，中央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責任製的幾個問題的通知》，小崗村“包產到戶”作為示範典型在全國迅速推廣。據統計，從1978年至1985年間，中國糧食的增幅達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高峰，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得到了解決。鄧小平實現了使“農村群眾願意采取的生產形式”“合法起來”的初衷。“貓論”在中國農村改革實踐中首告成功。
第二，打破“兩個凡是”禁錮，迎來科學的春天。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理論界、思想界一片混亂，個人迷信和思想僵化盛行。華國鋒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必須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終不渝地遵循”。“兩個凡是”既不足以維護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權威，又禁錮了人們的思想，阻礙黨開創新的工作局麵。1977年4月，鄧小平率先從理論上反對“兩個凡是”，指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他以“貓論”的務實性證明極左社會主義理論的不合理性，解除了人民群眾的精神枷鎖。隨後，他又支持和引導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重新確立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1977年，鄧小平勇破堅冰，恢複了由於“文化大革命”的衝擊而中斷了十年的高考製度，引導人們走出輕視科技和教育的誤區。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科學的春天又回來了。“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不管你出身於工人、農民還是剝削階級家庭，能考上大學就是真本事。恢複高考，改變的不僅僅是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更重要的是使中國的人才培養重新步入了健康發展的軌道，為我國在新時期及其後的發展和騰飛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第三，跨出國門，走進對外開放新時代。作為一個與時俱進的領導者，鄧小平敏銳地察覺到當時中國與世界的巨大差距。從1978年1月開始，他相繼訪問了緬甸、尼泊爾、朝鮮、日本、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和美國，為中國尋找可以借鑒的經驗。麵對自己鄰國“東方四隻小老虎”（即亞洲四小龍）的崛起，鄧小平的心裏非常著急。當他坐在時速240公裏的日本新幹線高速列車上，日本記者問他有什麼感受時，鄧小平回答說：有催人跑的意思。我們現在更適合坐這個車了。“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社會主義的中國再不發展起來就要被淘汰！他在參觀了新加坡最大的工業區後說：要把新加坡的“經”取到中國去。
鄧小平的一係列出訪，幫助他完成了對中國與外部世界關係的準確定位，初步形成通過改革開放發展本國經濟、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偉大構想。從此，中國走出閉關鎖國、自我發展的誤區，開創了新的曆史條件下對外開放的新格局，實現了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曆史性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