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顯，歌德意識到自己過去的生活缺少平衡，以致精神每每陷於紛亂痛苦中。現在，他許下宏願另辟途徑，竭力地保持平衡，使生活安定，有秩序、有目的。他又說：“半生已過，往者已矣。今後，我要像溺水獲救的人，將自己置於有益的陽光下。”
歌德既然對生活采取了新的、積極的、建設的態度，他的文藝創作自然也受到了這種力量的影響。在“狂飆運動”時期，歌德的作品和個人的經曆是有很大重合的，他所有的作品都是經曆的再現。他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全書隻是被維特的傷感所籠罩，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典型化、觀念化的人物。那時歌德認為這些沒有必要，他塑造的人物已經栩栩如生地活躍在紙上了，有的光輝耀眼，有的鮮血淋漓。如今，“狂飆突進”的高潮已日漸遠去，歌德由熱情的天才轉變成冷靜的思索者，他對藝術的態度也由主觀的變成客觀的。從前，詩就是他的生活；現在，文學變成了“生活的解釋”，是“真實的抽樣”。
這種心境的轉變對於他的作品的影響是好是壞呢？這是一個眾說紛紜，迄今為止尚無定論的問題。不過，從席勒的話中我們也許能得到一點啟示：
歌德根本上是個偉大的自然樸素的詩人，而非濫情的詩人。當他從一個樸素而情感自然流露的詩人，變成思索的詩人時，他天才的星光不免要晦暗了許多，這是脫離了本質的緣故。
雖然有施泰因夫人的開導，歌德自己也努力保持清靜平和的心態，但他還是遭遇了痛苦的精神危機。1779年秋天，歌德陪奧古斯都公爵到瑞士旅行，回來之後，他察覺到了自己精神上的矛盾。他覺得自己“日常生活的練達及洞察力日漸增長”，但同時也感覺自己像“被縛住雙翼的鵬鳥，無法振翅高飛”。從前，他極欲參與的政事，如今卻覺得厭煩，當時他寫信向施泰因夫人傾訴：
如果能夠脫離政治的傾軋，將全副精神投注到藝術、科學上，也許心情會更加舒暢。
當然，政治的傾軋並沒有讓歌德放棄文學創作，他在這期間對人性的體驗，為數部重要的文學作品奠定了基礎。很多作品的構想都在此時形成，如果以醞釀出多少作品而言，這的確是個豐收期。
在歌德此時生活中占有重要分量的，還有一件事，那就是自然科學的研究。歌德在監督魏瑪礦山開發時，對地質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也曾學習化學和天文學。成就較大的是他對解剖學的研究，他得到一位大學解剖學者的教導，懂得了人體構造，之後從比較解剖學的觀念和有機界連續發展的理論方麵著眼，研究自然和人類的發展進化。他在第一篇比較解剖學論文《論人類與動物的頜間骨》中闡述了人類原始頜間骨的價值，並指出生物的進化觀念。這奠定了這種新興科學的根基。
這十年雖然是歌德最有成就的時期，但他對政治的傾軋、社會的繁文縟節、小政府的無聊娛樂等現實漸漸感到懊惱，他覺得必須另求新生。同時，束縛他留在魏瑪的另一個因素——對施泰因夫人的愛，也逐漸褪色。因此他懇請奧古斯都公爵給予他“不定期的休假”，並準備隨時出發前往歐洲各地遊曆。歌德沒有對公爵和施泰因夫人透露這個計劃。他結束了在波西米亞溫泉的短暫假期後，就不告而別，去開始他一生中最大的盛事——意大利之旅。
9月3日淩晨三時，我悄悄地由魏瑪出發，若非不告而別，我可能永遠無法成行，我不顧一切地走了，任何事情都不再羈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