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生新浩歎悲情舊曾經
——序《徐曉思中短篇小說選集》
趙 明
我和徐曉思很熟，不僅是時間概念上的摯友，而且是詩書畫印方麵上的藝友。我們經常兩人一壺茶，聊到深更半夜。聊的最多的話題還是他的小說，每每說到動情處，他都會熱淚盈眶，乃至硬咽。有一次，偶然被我愛人撞見，說徐曉思真是個淚點很低的人。其實，我知道，徐曉思的淚點並不低，男兒有淚不輕彈，隻是未到傷心處，但隻要一談論他小說中的人和事，他的情感就會毫不掩飾地流淌出來。所以，誦他的詩，品他的文，都會有一種苦澀澀的鹹味在裏麵。
因為情真而流淚，因為意切而成文。多年的生活涵養，文史哲陶冶，使徐曉思近年來的文學創作呈現出一種井噴狀態。他寫他特定社會時期下的故鄉，他寫他故鄉的人和事、情和態、風和物，人的人性、野性、獸性，愛恨情仇的錯綜交織。歲月的淘洗，故事的背景己有些發白，人和物也有些模糊遙遠，但我分明聽得見故事裏麵主人公的一聲聲歎息。
如果把徐曉思的小說和其鄉賢“汪是一文狐，修煉成老精”（賈平凹語）的汪曾棋小說作一比較，其遞進發展的特點更為明顯。汪曾棋小說的行文節奏比較舒緩，故事情節鋪陳從容，娓娓道來。遣詞造句精雕細琢，散文化、唯美色彩的文人特質貫穿始終。這是汪曾棋人生積澱修煉出來的結果。靜穆看世界，旁觀說文章。
徐曉思的小說和汪曾祺的小說相同之處在於，仍是以高郵為故事發射點，以蘇北裏下河為輻射區。人文風尚地域民情雖然一脈相承，但點化手段各有巧妙不同。徐曉思奮不顧身激情澎湃地把自己直接投入到故事情節中，是事件的參與者、發現者和記錄者。吊詭的半自傳體的行文角度，時稚童時成人，童心童眼，童言無忌，真假莫辨。撒大網、摟草打兔子式的故事講述方法，絮絮叨叨、口無遮攔、七扯八拉的語言風格。這些多元混搭的小說特質，極大地方便了作者先聲奪人進出自如製造情節鋪陳故事，說人、說事、說鬼魂。大有明清白話小說的遺風，又有如黃賓虹山水畫的積墨法，反複點染，層層疊加，內蘊光明，真氣流動，蔚然深厚。
徐曉思小說語言骨幹接地氣的首要原因是因為他長期生活在農村，方言理語，地方小曲，耳熟能詳。作者在這方麵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收集歸納、純化萃取。這個“雅化”的過程不僅是對原生態的自然語言錘煉，更是對人物形象塑造材料的書麵語言錘煉。文字的音節美，意義的專屬特指，話裏話外、話裏有話的深刻寓意，已形成了作者鮮明的文學語言特色。
文學語言是為故事情節服務的。他用質樸無華不加修飾的文字，講述他自己，他的父輩和鄉親，以及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故事。他用土得掉渣的蘇北農村方言塑造出一個個性格分明、形象生動、呼之欲出的經典形象的時候，語言的符號特色己經替代了文字表述，將讀者直接拉進到故事中的語言場景，來不及細想，毫無防備情不自禁地就當了一回當事人。如《西涼月。糧食》中，描寫楊樹的老婆花桂蓉被拽到滾龍上去的那一段。當花桂蓉被滾龍脫粒機拋出的血沫肉醬突破慘烈的文字，迎麵撲入腦際時，這種撕心裂肺、摧肝裂膽、呼天搶地的震憾卻像是在炮火連天的戰場上的突然耳聾，殷紅的畫麵仿佛在眼前停止飄動，血肉橫飛因躲閃不及濺在頭上身上，突如其來的血腥猶如大音稀聲般令人窒息。但這一切的無聲不是和背景無關，文字上的事故現場因“大隊書記特許，花桂蓉可以就地土葬”輕描淡寫永遠鮮紅地定格在讀者的視網膜上。
最值得關注研究的是徐曉思的故事內容。作者駕馭這些人物和事件，是想說明什麼呢？
在雜取種種人的文法萃取後，讀者已分不清作者和小說主人公的關係了。分不清也正說明這種水乳交融、血濃於水的人物塑造方式取得了成功。《外公》中的主人公生明大的一生坎坷遭遇說明了什麼？雖然有過不小風光，但到頭來六親不靠，死在破窯洞。大拇指、食指和小拇指還被老鼠啃掉，因為這三個指頭最有罪。僅僅是這三個指頭有罪嗎？一個老布爾什維克臨終了竟飯依了耶穌，“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這個行將就木的蒼老聲音在向上帝懺悔什麼？是“生明大”還是“死黑小”？當他的兒子和兒媳婦挖地三尺在破窯洞的縫隙裏，搜出一根枯黃的剔牙縫的黃煙子雞巴時，讀者在啞然失笑的同時，會不會打個激靈。這個黃煙子雞巴僅僅是為了開篇的呼應，難道不是外公的宿命？！作者的外公，難道不是我們大家的外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