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是最慘。然而，動手把一批知識分子推下井、再下石的，大都
還是另一批知識分子。近十幾年一批批書刊中，記述了多少令人
震驚的曆史事實啊！就說1957年反右派吧，文化部、中國文聯
等最高層有官銜的作家藝術家們，除了康濯那樣的極少數“頑固
分子”，多數是不僅隻求自己不成為被揪對象，還看著“組織上”
眼色行事，上麵指向誰就響應揪誰。最令人傷心的是，那些令人
崇敬的文學巨人、藝術大師、大理論家，居然也或赤膊上陣做打
手，或不動聲色暗中出冷拳。至於“文革”中就更別說了，寫《海
瑞罷官》的吳晗遭整，最後下場很慘，但被姚文元批判之前，他
揪別人也毫不手軟。
知識分子是社會的精英，也是窩裏鬥的“精英”。要不，怎
會有“文人相輕”、“知識分子多的地方真複雜”之說！
中國知識分子這種品性，是中國特定曆史文化背景孕育成
的。兩千年封建社會裏，儒學獨尊，罷黜百家，中國知識分子中，
無各種門類科技工作者，隻有儒生。儒家學說到底就是“做官學”。
儒生的唯一出路是做官，說為治國，其實首先是為“就業”，為
找雪中炭；然後還盼錦上花，更求黃金屋、千鍾粟、顏如玉。做
不到官或被官場淘汰出局，便別無他能，連生計都難尋，於是就
有了孔乙己，就有了“百無一用是書生”的說法，就會有“窮秀
才”，有欺貧愛富的故事。一道“龍門”，要過的人實在太多，必
然要爭；進了官場，要保住自己的地位，也都需費盡心機防人擠；
要想升遷就得擠別人。這就養成互相明爭暗鬥的習性。
當今知識分子雖已有大量科技人員，那種容易被仕途吸引的
遺傳基因尚未根本改變，仍不乏寧願舍棄已有的一技之長而往官
場裏鑽的。即使不能鑽進官場，全力討好當權者求得依附，也能
多得一份榮譽和獎勵，多添一份實利和虛名。為了“一把穀”，就
得甩掉公平之心，處心積慮壓掉競爭者。於是知識分子就給知識
分子製造悲劇。這些年曾號召過“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但往往
僅是時髦的口號。其實知識和人才受尊重的保證，不是號召，而
是一種真正科學地體現知識價值的公平競爭的機製，和合理的勞
動分配製度。
依附性和排他性，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中國特征。一代又一代
知識分子表現的這種習性不斷影響其他階層，便蔓延成一種國民
劣根性。民間就有俗話形象地概括：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
扛水吃……看看，一個和尚挑的是兩桶水，兩個和尚扛，每人就
隻有半桶水，人均就隻有挑水和尚的四分之一了；三個和尚竟然
連水都沒有吃了，原因少不了窩裏鬥，都是為了自己多吃一把
穀，害得大家（包括自己）都少吃甚至沒有吃，豈不悲哉加悲哉！
這比喻雖然樸素，卻形象、深刻，把中國人的這種劣根性刻畫到
了骨頭裏。中國人雖忌醫卻不諱疾，自我診斷水平還是一流，也
真該說智商是極高，隻是手電筒隻照別人，“醫生是不給自己看
病的”。 ^
西方人“窩裏鬥”似乎不熱門、精通。西方曆史上思想界一
直是活躍自由的，沒有像儒學這樣獨尊的“學說”統治；知識群
體就包括了自然科學，就業和建樹不隻是做官，可以各有各的選
擇，不用擠獨木橋，因而就一直有堅持獨立人格獨立見解的彼岸
群體。在中國，職務與權力優越性還明顯突出時，光靠教化，可
能使極少數知識分子無私無畏堅持真理和正義，但很難使中國絕
大多數知識分子不趨附權力。一旦社會競爭機製真正公平，分
配製度真正合理，為個人利益互相爭奪、排斥的意識便會淡化，
意誌就容易在正義的旗幟下凝聚統一。這些年我們一直在強調
要有凝聚力，也就是已看準了自身的弱點，僅僅號召，會有明
顯成效嗎？
窩裏鬥的特性其實是可悲的。當時昧了良心，獲得的那點虛
銜實利，不過是過眼煙雲，醜化自己的形象，貶低了自己的人格，
過後總要被曆史的鏡子照清楚，猶如文化界那些巨人、大師們反
右時鮮為人知的表現，至今也公開見諸於書刊了；我們周圍有些
人，雖不一定有資格上那類書刊，那點功名利祿瞬息而過之後，
回顧自己一生，或許會在良心上不斷遺憾、悔恨折磨中度過餘年，
除非良知早已徹底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