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林，河灘，春天的油菜地，廖家周圍的山岡，我們都一一踏遍。我們走過的路上，都有鮮花盛開。
我們的寫作並不寂寞，贛州的三子、圻子、龍天也會特意來玩。尤其是鉛山的汪峰，德興的蕭窮，每個月都會來一次。沉寂的日子顯得異樣的喧嘩。我們擠在簡易招待裏，喝著劣質酒，縱論詩歌。我們澎湃的青春，像億萬噸的信江河水，滔滔不絕。這樣的日子，維持了三年多。1994年10月，我調往上饒日報社工作。我的主要精力是掙錢和寫詩，用蕭窮的話概括，是“右手寫詩左手掙錢”。我錢沒掙到一分卻有一身銅臭味。徐勇也沉寂了下來——他的小女已經出生，他完完全全成了模範丈夫模範爸爸，買菜燒飯哄小孩，偶爾外出掙點小錢。
之後，上饒詩歌遭遇多年的沉寂，除了紫薇和汪峰在外“搖旗呐喊”，大家仿佛一夜之間散失在茫茫的人群。
2001年3月號的《詩刊》，出人意料地推出徐勇的組詩《欲飛的七行》八首，這是一組風格鮮明、個性彰顯、澄明渾厚的探索詩。他為這些詩歌已經足足準備了六年。這六年，徐勇一直在研究新詩與教育的關係，倡導構建《新詩教育學》。他的研究成果引起國家教育部、江西省教育廳的重視。他閱讀的中外新詩不下萬首。這些詩歌對他的哺育如春雨澆灌大地。他的詩風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比如他的七行詩係列。
七行詩形式簡約，結構衡稱，節奏明快，激情四射。有詩歌研究者說，徐勇的七行詩，在形式上，是新詩的一種突破，看起來像一隻飛翔的鳥。其實他七行詩的內容，同樣發人深省，有痛，有生命的厚重感。布局與行文相當簡單，看似笨拙，但詩質純淨、張弛得體，始終充盈一種俯瞰大地的氣度。這與他追求“空靈而充實、簡潔而高蹈、質樸而曠達”的詩風相符。
一發而不可收。徐勇持續在《詩刊》等重要刊物推出重要作品，界內的影響也日益擴大，許多作品被收入重要選本，也屢屢獲獎。當然，這是世俗的榮譽。重要的是，他的寫作已經進入日常寫作，作品日趨成熟，呈拋物線的上升階段。
而我的詩歌寫作以潰敗告終。2002年，我開始散文寫作。
在這幾年，徐勇始終沒有停留自己探索者的腳步，繁忙的工作之餘，“產量”驚人，約有四百餘首新詩誕生。這麼高的“產量”，在江西都是少有的。網絡的迅時性，使整個詩歌寫作，進入複製和口水的時代，泥沙俱下，氣勢恢宏，卻很難讀到一首好詩，更少有讓人心痛讓人難以入眠的作品。這使我不免懷念那個手寫體時代，溫暖，含情脈脈，餘音嫋嫋。但我們是不可能改變時代的。而徐勇依然保持著手寫體時代的姿勢：沉默，堅韌。他的詩風也一變再變。
他越來越注重詩歌的意味。徐勇從日常生活的場景中，發現詩歌的價值。這種價值使得他的重心向下，不會漂浮。或者說，他把詩歌源頭放置在日常生活中，而不是冥想，使詩歌生長出根須。
縱觀徐勇的詩歌寫作，給我的感覺是，才華有餘，草根不足。我想，溢美之詞可以不必複述。在當代，任何一種文本的寫作，當下性是極其重要的。所謂草根，就是相對於外來技術，它是本土技術；相對於外來文化，它是本土文化；相對於學院姿勢，它是民間姿勢；相對於淩空高蹈，它是匍地生長。當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創作理念，方向也大可不必相同。但是，我以為，他創作的根係越發達，他的作品就越葉繁枝茂。一個作家，或一個詩人，他既要有強大的創作能力，也要有保護創作能力的能力。這樣說，草根性就顯得尤為重要。
2006年10月，徐勇把多年的創作成果，進行了一次全麵的梳理，整理出一部詩集《靠近》。於我而言，是一件極其高興的事情。我閱讀這部詩集，是一次愉快的時間旅行，是一次對我們友誼的溫習。他的行程和我的行程，是多麼的相似。我有理由說，我們都是同樣的幸福，因為文字，我們無比溫暖；因為文字，我們也彼此更加靠近，仿佛是前世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