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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我，徐勇，傅金發——坐在上饒師範上饒縣分校低矮的山岡上，交談著詩歌。始於1988年的下半年，我們進入了這個宿命般的未知世界。是的，未知，預知，信仰，在二十年後的今天，我仍然在徐勇的詩集《靠近》中讀到。那時的校園是冷寂和荒涼的，上饒縣城也如此。徐勇是八六級四班的，我是八六級一班，傅金發是八七級二班。之前我並不認識他。我班主任張炳福老師在班會上說，四班有一個叫徐勇的，前天又在《江西婦女之聲報》發表了一首詩，我們為什麼就沒有這樣的人才呢？他說話時的手勢略有誇張，衣襟上沾滿粉筆灰，穿一件老式中山裝，紐扣把脖子扣得死死的。他是我班主任兼政治老師。1988年初秋，由我的語文老師皮曉瑤牽頭，成立了《飛鷗》文學社，我任社長，徐勇任主編。我們漫長的友誼由此開始。
在校時，徐勇已經在外地報刊發表了很多作品，在《星火》、《江西青年報》“春泥”副刊等推出過組詩，《散文選刊》也有作品選載。誰都不會否認，他在整個上饒師範的影響，無人可及。用當時江西有名的鄉土詩人鄭渭波的話說，徐勇成為優秀的詩人，指日可待。而我還是停留在練習冊的階段。我們似乎有揮霍不完的激情。我不愛詩歌，整天沉浸在自己編織的小說故事裏。除了語文，已經沒有其它課目能引起我的興趣。我把上課的時間都放在寫小說上，每天幾千字。徐勇也是“每日一詩”。吃晚飯的時候，我們端著搪瓷碗，坐在教學樓旁邊的岩石上，我讀他的詩，他讀我的小說。1989年5月，上饒縣傳統的詩歌節日“穀雨詩會”之後的半個月，徐勇邀請鄭渭波給我們作詩歌講座。鄭渭波穿一件黑色西服，頭發光溜。他的講座激情四溢，唾沫飛濺，很有煽動力，是一次極其成功的講座——我放棄了小說的路子，與他們一起在詩歌的道路上狂奔。
上饒師範有上饒縣分校、玉山分校、廣豐分校，總校在上饒市嶄嶺頭。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也是師範辦學的巔峰時期。我們似乎不滿足於在自己學校的“衝衝殺殺”，與總校的同屆同學蕭窮、鄧飛、丁智、尤慧，創辦“信江”詩社，社長是鄧飛。到了星期天，我和徐勇、傅金發，就去總校玩。鄧飛坐在教室裏，一根接一根地抽煙，稿紙壓在課桌上，煙抽了半包，詩還沒寫出一句。
我們去茅家嶺烈士陵園，去東嶽廟，去信江下遊的河灘，一路的遊玩。我們還舉辦全國詩歌征文。蕭窮在廣豐實習，星期六返校，用麻袋到收發室收信件。那是我們人生最美妙的時光，雖然是那般的短暫。
1989年初夏，我們畢業。我分在上饒縣鄭坊鄉西山中學，徐勇分在上饒縣尊橋鄉中心小學。我們一南一北。我們一直以書信的形式，頻繁密切地聯係，相互交流作品。1990年元旦，我一個人坐了一天的公交車，去他家看他。我仍然記得那天的情景。他家是一棟磚瓦房，前麵有一個院子。我到他家時，已是傍晚，落日磅礴，蔥鬱的丘陵綿綿，黛色如眉，天邊是滾滾晚霞。我們吃過晚飯，站在另一戶人家的院子裏看《楚留香之鸚鵡傳奇》。
1990夏，因偶然的際遇，徐勇借調到上饒縣教育局上班。我是一個誤人子弟的教師，不愛教書，我每個月都要去縣城，找徐勇玩，有時玩一個星期，荒廢了學生的課程。1991年正月，由於時任上饒縣文聯主席的汪淦泉的努力，我得以借調到文聯上班。我沒有錢租房，就同徐勇搭鋪，一並住在教育局內部招待所，直到徐勇結婚。招待所有一個內部食堂，十一點半，教育局辦公室電話會響，徐勇沒有接聽也知道是我的。我經常是口袋裏分文全無，到他那兒蹭飯吃。
那幾年是上饒縣詩歌興盛時期，隊伍龐大，有鄭渭波、紀輝劍、鄭發貴、吳禕華、謝克忠、鄭一平，寫散文的有曹紹爐、詹飛鵬、丁元軍。而上饒地區的詩歌群落也是江西實力最強的，有桂向明、孫家林、汪峰和蕭窮，以及南昌的紫薇。我和徐勇的努力，也是可想而知的。1991年10月號的《星火》推出“江西青年詩人作品專號”，上饒縣有四位詩人登台亮相，徐勇的組詩《與陽光的聲音相遇在幽林》在重要位置刊出，這是他第一次展示自己不凡的整體實力。
徐勇還是二十出頭的小年輕，但已經引起江西詩歌界的關注。鄭渭波還沒有結婚，我和徐勇作為他的關門弟子，整天跟在他屁股後麵混來混去，也算是一種詩歌學習。在我們這群人中，徐勇的靈氣是最足的。這首《或許與登樓無關》即使在今天讀來，仍然不失為好詩。在那個時候，他就提倡詩歌相對意義的口語化。他有自己的詩歌美學：節奏舒緩，疏朗，主體意象具有象征性，主張詩歌的音樂美，詩意與哲思交織。他的詩歌亦如他的個性：慎密，情緒淡遠而不濃鬱；嚴謹，鋒芒深藏而不肆意。所以，你在他的詩歌裏，聽不到破空之聲，也感受不到隔牆之力。他是一種綿裏藏針。那短短幾年，他在《詩刊》、《詩歌報月刊》等20餘家刊物，發表了大量的作品。我作為亦步亦趨者，也有詩歌作品在《人民文學》、《詩刊》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