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無論封建皇帝多麼有權勢、封建官僚多麼貪心，在某一個時點上社會財富的總量必然是有限的，必須留出讓全體臣民維持基本生存的財富。一旦封建官僚的劫掠超出了底層黎庶的承受極限，社會動亂便會如影隨形。公元前106年，四十萬“流民”突然衝入了大漢帝國首都長安，曾經強盛的大漢帝國陷入風雨飄搖之中。
無疑，此後的漢宣帝劉詢看清了問題所在：封建官僚借助手中的貨幣優勢兼並土地，失去土地的小農也將成為帝國最大的敵人。為了讓農人安心耕種、讓軍馬回到土地，漢宣帝即位之初就宣布：帝國將不再鑄造新的貨幣，任由原有貨幣在流通中逐漸消亡。漢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史書沒有一次有關鑄幣的記錄。國家完全停止貨幣供應，結果必然是物價暴跌，當時關東平原的糧價降至“穀石五錢”、每畝土地不足三十錢——一個沒有金錢的世界，將是一個清平的天下。
漢武帝通貨膨脹，劫掠了天下之財；漢宣帝通貨緊縮，萬方黎庶就能獲益了嗎？
在“皇權—封建官僚—小農”的社會框架裏，誰擁有更多的貨幣，誰就可以擁有更多的土地。從占有貨幣比例來計算，通貨緊縮使得強勢分利集團的財富成倍增加，在接下來的土地兼並中當然就擁有更強大的力量。所以，無論漢宣帝多麼節儉、也無論他多麼努力，宣帝年間都是漢朝流民最多的時期之一。漢宣帝之後的四十年間，《漢書》記載了十六次流民大爆發，動輒“百萬”的流民遊蕩於廣袤富饒的關東平原，卻得不到維持自己生命的一點財富。漢平帝年間，憤怒的長安市民甚至燒掉了漢武帝劉徹的陵墓，火光照亮了未央宮……
現在，讓我們回顧大漢帝國的盛衰循環，一條財富增長、轉移、毀滅的軌跡便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麵前。
麵對殘破的帝國，呂雉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漢文帝又放開了帝國所有產業，在“三十稅一”的超低稅收環境下，冶煉、商業、運輸、畜牧、漁業等一批新興行業崛起，終於創造了輝煌的文景盛世。憑借雄厚的財富，漢武帝一舉蕩平數百年為禍北方的匈奴，不過，他也迅速花光了四代君王的積蓄。由此，漢武帝便想通過鑄幣聚斂天下財富，當超級通脹使得增發貨幣失效，漢武帝便把手直接伸向了所有產業。然而，參與掠奪的絕非漢武大帝一人，封建官僚作為強勢分利集團完全不遵守財富規則，掠奪超出了帝國居民承受的極限，人們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工作、沒有能力組建家庭，最終成為流民。
整個財富循環的邏輯是：“耕者有其田”、放開經濟管製→經濟井噴式發展→封建官僚崛起→“官商”兼並土地→小農成為流民→帝國崩潰，最終的結果：國弱、民貧，唯獨官富。在中國漫長的曆史中，大漢帝國是這個循環的肇始者，卻並非循環的終結者，此後曆朝曆代無一不陷入如是的怪圈之中。
公元265年，司馬炎建立了西晉。立國伊始，晉武帝司馬炎就開始推行“占田製”：每丁可以從帝國得到七十畝土地。為了遏製士族高門對小農的掠奪，司馬炎直接廢棄了官方鑄幣，西晉也成為中國曆史上一個沒有官方貨幣的朝代。然而，司馬炎創建“太康之治”十年後，士族高門還是滲入朝廷各個角落，把天下土地盡收彀中。《晉書》這樣記載這個年代：朝政均出於士族高門，朝綱法紀蕩然無存，官場賄賂公行，舉國上下已經見不到一個忠臣和賢能的人，天下事都可以做交易，成了一個騙子的市場。西晉的結局是非常悲慘的，在士族高門把持之下，帝國甚至失去了必要的行政能力，根本無法對抗北方遊牧民族。從晉惠帝永平元年（公元291年）起，到隋文帝開皇元年（公元581年），在幾乎整整三個世紀裏中國北方都處於一種大動亂、大破壞、大分裂之中。可憐蒼蒼烝民，喪亂三百餘年，中原人口“百不遺一”，河洛一代盡成廢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