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6年，再無人能阻擋劉邦入主鹹陽秦皇宮，天下終歸於漢。劉邦也許不會想到，大漢帝國建立的財富循環模式將在此後數千年王朝中不斷往複重現，無論多麼偉大的帝國都未能逃出這個宿命中的循環。
秦末群雄逐鹿，戰亂極大損耗了社會財富，劉邦登基的時候，連四匹白馬都沒湊齊，丞相、大將都要坐牛車上朝。然而，僅僅不到一個世紀之後，破敗的大漢帝國就一躍變為當時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五十年後的文景之治，中國單一農業勞動力原糧產量已經突破了三千四百市斤，這是西歐一千七百年後的勞動生產率。《漢書》這樣為我們記述了當時的景象：農人家中糧食充盈，幾輩子也吃不完；郡縣府庫的糧食全是滿滿的，很多已經腐朽不能吃了；國庫中存了幾百億個銅錢，很多穿錢的繩子都已經腐朽了，官員卻沒有時間清理。
複興大漢雄風是我們每一個人乃至民族的夢想，人們不斷在故紙堆中尋找，究竟是什麼原因令滿目瘡痍的大漢帝國在不足百年的時間裏由弱變強，又是什麼原因創造了當時世界第一的勞動生產率？
1983年12月，湖北省荊州市出土了一份漢代竹簡《二年律令》，意為呂後稱製二年頒布的法律。按《二年律令》記載，當年帝國對全國沒有土地的人登記造冊，所有人都可以在大漢王朝治下得到真正屬於自己的土地，最低等級的庶人可以獲得一頃田。《二年律令》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確了土地所有權，此前中國土地所有權屬於皇帝或諸侯，這是無數後來者追求的大同世界——“耕者有其田”。接下來的漢文帝信奉“無為而治”，他放開了帝國對所有產業的管理權，冶鐵、煮鹽、畜牧、漁業、貿易、手工業，就連鑄幣權也完全放開，包括普通農人在內的天下人都可以自由鑄幣。其後便有了中國第一代盛世——文景之治，《漢書》這樣記載當時的景象：城郭之間風行養馬，休息的時候每個村落邊上都有成群的人以賽馬為樂，人們紛紛把自己的馬匹牽出來向大家炫耀，養母馬的人隻好躲在家裏……
麵對繁榮的盛世，太史公司馬遷一語便道破了財富天機：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隻要每一個普通人都有機會追求財富，盛世便一定會如影隨形。
身處盛世的人也許並不知道，《二月律令》締造了“耕者有其田”，也為帝國埋下了莫大危機。《二月律令》塑造了這樣一個社會框架——“皇權—封建官僚—小農”，皇帝屬於金字塔尖，皇帝之下是三公九卿等封建官僚，居於金字塔底的則是庶民百姓。在這個社會框架中，皇權隻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統治廣袤的帝國，也就必須賦予封建官僚獲得超額財富的權力，否則，又有誰會效忠於一家一姓呢？然而，掌握權力的封建官僚自身卻是一個強勢分利集團，當掠奪財富的成本比創造財富更低，封建官僚必然會選擇掠奪。這是一個壓力單向傳導機製，封建官僚不但不會分散來自皇權的財富掠奪壓力，而且會為了自身利益將之無限擴大，當壓力傳導到最末端的小農，普通人甚至連生存都會成為奢望。
文景之治之後四十年，漢武帝劉徹發動了對匈奴的戰爭。元狩四年（前119年）大漢帝國與匈奴決戰，斬殺匈奴兵九萬人，終於迫使匈奴把劫掠之手轉向了西方的羅馬帝國。不過，大漢帝國也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四萬多名戰士、十一萬匹戰馬再也沒有回到故鄉，曾經錢糧堆積如山的國庫早就空空如也。
為了確保對匈奴的優勢，漢武帝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依靠貨幣改革聚斂財富的皇帝，他廢黜了民間流通的四銖錢，同時推出三種新的貨幣：“皮幣”、“白金幣”和“三銖錢”。帝國臣民必須限時將手中的四銖錢換為這三種貨幣：“皮幣”隻是一塊鹿皮，可兌換四十萬錢；白金幣最高可兌換三百錢；至於“三銖錢”，與四銖錢一比一兌換。即使劉徹貴為皇帝，誰又會以真實財富換取這些根本無法流通的虛值貨幣呢？民間開始按自行鑄造“五銖錢”，即“郡國五銖”，雖然漢武帝劉徹為禁止私鑄殺掉了幾十萬人，仍然是“犯法者眾，吏不能盡誅”。
接下來，漢武帝推出了一係列令人匪夷所思的財經政策，“算緡令”、“告緡令”、“鹽鐵官營”……這些政策使大漢帝國“得民財以億計”，但是，中產以上的人家也被一掃而空。就在這個時候，另一個群體卻因為自身的職業而幸免於難，他們就是封建官僚。非但如此，封建官僚利用這些機會掌控了帝國所有賺錢產業，從此市場中的主體變為“官商”。以官商為主體的市場，必然不可能促進分工、誘發創新，更不可能具備大量吸納貨幣資本的能力。如此，帝國所有財富也就隻剩下一個去向，人類最基本、最古典的生活生產資料——土地。《漢書》為我們記載了當時的景象：帝國的官員，下至少府、大農、太仆，上至王侯三公，無不“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董仲舒對此作出了精準的評價：“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