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歐盟一樣,日本對轉基因作物也表現出慎重對待的態度,其政策監管也趨向嚴厲。在民間,82%的日本消費者對轉基因作物持否定態度;在官方,日本政府目前尚未明確表態支持轉基因農作物的商業種植。不過,由於國內糧食供應的一半以上依賴進口,因此,日本政府對轉基產品的進口持特別寬鬆的政策。資料顯示,2013年,日本進口了美國1530萬噸玉米和250萬噸大豆,其中大部分是轉基因品種,而且這些進口轉基因玉米和大豆完全用來製造食用油和飼料等食品。當然,對於轉基因食品,日本政府作出明確地規定,如果轉基因含量超過5%,必須進行標識,正是如此,日本商家都不願在市場上推出轉基因食品。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國際權威組織,對待轉基因食品也難以口徑一致。世界衛生組織曾就轉基因問題發布報告,其中明確表示“目前國際市場上的轉基因食品都經過了風險評估,它們並不比傳統的同類食品有更多的風險。”但隨後國際消費者協會予以反駁稱,盡管食用轉基因食品還沒有發生被證實的食用安全問題,但很多技術的副作用都是在使用二三十年之後才顯現,例如,瘦肉精在使用20年後才發現毒性太大而被禁止;孟山都的DDT(一種殺蟲劑,中文名“滴滴涕”)也是在30年後發現危害整個生態係統才被全球官方叫停的。
轉基因的中國之旅
有這樣一幅真實的經濟圖景: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棉花主產區棉鈴蟲災害爆發,對中國外貿至關重要的紡織業隨之陷入困境,此時,國外轉基因抗蟲棉乘虛而入,並在短短的四年時間內圈占了中國95%的棉花市場;發展國產轉基因抗蟲棉隨後打破爭議被提上議事日程。至1999年,中國成為第二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轉基因抗蟲棉的國家,很快通過轉基因棉的種植,中國不僅奪回了大部本土市場,還成功打進了國際商品棉市場。
轉基因惠及中國的結果,似乎並不限於上述局部鏡像。有學者算了這樣一筆賬:國內種植轉基因棉每公頃可降低農藥、用工等成本900-1200元,增加收入1800-2100元,每年為國家和棉農增收節支50-60億元;如果中國開放種植轉基因大豆,中國大豆產量可以增加一倍,達到2600萬噸,每年可為國家節約外彙收入715億美元;如果中國轉基因作物單產增加一倍,中國的耕地紅線可以從18億畝下調到10億畝甚至更低……
然而,轉基因食品的風險不確定性並沒有讓決策層如同學界部分人士那樣完全放鬆思維的神經。觀察發現,在正式進入市場或者開始商業化種植之前,轉基因產品都必須經過中國官方的安全評估,並最終需要拿到農業部頒發的安全證書。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安全證書的頒發,中國政府也是慎之又慎。根據我國《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隻有獲得相關國家批準並作為相應用途而投放市場的轉基因產品才具備在中國取得申請安全證書的資格。資料顯示,截至目前從中國農業部手上拿到轉基因安全證書的有大豆、玉米、油菜、棉花四類轉基因作物共計82個品種。
除了硬性的審批程序與製度門檻之外,國務院還建立了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際聯席會議製度,原則上每年舉行一次,農業部部長為召集人,各部委指定一名副部級領導出席會議。值得關注的是,國家發改委和糧食局在牽頭起草的《糧食法(征求意見稿)》中明確提及: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在主要糧食品種上應用轉基因技術。這被看成是我國政府對轉基因糧食作物的“禁令”。事實上,除了轉基因棉花可以在國內商業化種植外,其他三類轉基因品種在我國都隻能進口,而且僅限於飼料加工領域。正是如此,我國目前轉基因作物的種植麵積僅為400萬公頃,相當於美國十五分之一。另外,即便是進入市場,按照《食品標識管理規定》的要求,轉基因食品或者含法定轉基因原料的產品都必須在標識上加入中文說明,所所謂的“強製標注”。
轉基因大豆是我國進口最早的轉基因食品,也是截至目前進口量最大的轉基因食品。資料顯示,從第一年開始進口大豆29萬噸,到2012年猛增至5838萬噸,十五年中我國大豆進口量增加了50多倍,其中2012年中國從美國進口大豆價值達130億美元,已超過波音飛機,成為美國對華出口價值最大的單項商品。進口轉基因大豆的猛增無疑對國產大豆產生了巨大衝擊。統計數據表明,目前進口大豆已占國內大豆市場的3/4以上,與此相反,國產大豆的最大種植身份黑龍江的大豆播種麵積從最高峰時期的7294萬畝降到了目前的3898萬畝,並且97%的相關企業處於停產、半停產狀態。為了挽救瀕臨死亡的國產豆企,國家發改委曾給予收購國產大豆的加工企業每噸160元的補貼,但仍然無法彌補國產大豆高出進口大豆200元/噸的成本差額,補貼政策後來也無疾而終。因此,就進口大豆而言,其衝擊國產大豆而引致的國人擔憂並不亞於公眾對其所含轉基因風險性的擔憂程度。
不過,一個必須麵對的嚴峻事實是,目前我國每年消費油脂2900萬噸左右,需要的大豆原料6500萬噸,而國內每年能夠生產的大豆隻有1500萬噸,除去大眾消費掉的900萬噸,隻有600萬噸左右的大豆用來榨油,實際榨油量僅100萬噸左右,如果再加上其他油脂在內,國內油脂自給率最多隻有1100萬噸左右,中國形成了對轉基因大豆進口的嚴重依賴。當然,中國也可以通過擴大大豆種植麵積來提高自給率,但這需要騰出4.4億畝耕種麵積,而如此之大的耕地供給能力在中國顯然沒有任何可能性,進口轉基因大豆成為了未來的必然。
有別於大豆轉基因技術的缺乏從而不得不依賴進口,國內對於轉基因水稻的研究目前基本修成正果。由華中農業大學研製出的轉基因水稻“汕優63”和“華恢1號”已經獲得農業部頒發的生產安全證書。另外,浙江大學培育的“克螟稻”和福建農科院研發的“科豐6號”目前也進入安全證書的申報和審批階段。與此同時,“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主持了兩項水稻轉基因項目的研究,而且袁隆平所在的國家雜交水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公布的55項在研項目中,與轉基因技術相關的已有10餘項。但按照規定,即便是轉基因水稻研究成果拿到了安全證書,也隻允許一個品種在一個省應用,跨省和跨生態區應用需重新申請,而且禁止轉基因主要糧食品種的商業化種植目前仍是一道不可跨越的法律紅線。
與從實驗室走到田間並非易事一樣,轉基因食品要得到中國普通百姓的認可似乎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據騰訊網針對轉基因食品組織的一項最新網絡調查結果顯示,在投票的25萬人中,89%的人認為轉基因食品不安全,94%的人反對轉基因糧食在中國商業化種植。因此,雖然國內少數專家在為轉基因食品奔走呼號,但普通民眾應者寥寥。而圍繞著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問題,過去15年中所展開的激烈爭論一浪高過一浪,並且至今依然無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