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爾?蓋茨說：“生命是不公平的，但你要去適應它。”是的，懷才者也要適應博弈環境，否則隻可能不遇。如果某一環境確實讓自己感到“懷才不遇”，就快速離開那裏，外麵的天地無限廣闊。所謂“才”，當然也包括適應環境、克服困難、脫穎而出的能力。
一位計算機博士畢業後去找工作。因為有博士頭銜，求職的標準當然不低，結果他連連碰壁，很多公司都沒聘他。想來想去，他決定收起所有的學位證明，以一種最低的身份去求職。
不久他就被一家公司錄用為程序輸入員。這對他來說是大材小用，但他仍然幹得認認真真，一點兒也不馬虎。不久老板發現他能看出程序中的錯誤，不是一般的程序輸入員可比的。這時他亮出了學士證，老板給他換了個與他的學曆相稱的工作。
過了一段時間，老板發現他時常提出一些獨到的、有價值的建議，遠比一般大學生要強，這時他亮出了他的碩士證書，老板見後又提升了他。
再過一段時間，老板覺得他還是與別人不一樣，就對他進行“質詢”，此時他才拿出了博士證書。這時老板對他的水平已有了全麵的認識，毫不猶豫地重用了他。這位博士最後的職位，也就是他最初理想的目標。
如果一開始就讓人覺得你多麼的了不起，對你寄予了種種厚望，可你隨後的表現讓人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結果你隻會被人越來越看不起。這種反差效應值得人們借鑒。別人對你的期望值越高，越容易看出你的平庸，發現你的錯誤，相反，如果別人本來並不對你抱有厚望，你的成績就容易被人發現，甚至讓人吃驚。
巧婦常伴拙夫眠
不僅在經濟生活中存在著“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日常生活中的逆向選擇也隨處可見。比如人們常說的“巧婦常伴拙夫眠”，也就是說，漂亮女生身邊的男生往往是其貌不揚的，而那些長相一般的普通女孩倒是不乏優秀男生與之相伴。
有個長得十分漂亮的女孩子，金發碧眼，開朗大方，但一直沒有男生追她。愛慕者們這樣想：這麼漂亮的女孩，怎麼輪得到我來追？肯定有比我更有錢、更優秀的男人，比如巴菲特去追求她，於是長歎一聲，轉而追求其他女孩去了。
巴菲特在華爾街上巧遇來紐約觀光的漂亮女孩之後，也頗為心儀，但是巴菲特轉念一想：這麼漂亮的女孩，怎麼輪得到我來追？肯定有那些比我年輕的小夥子，比如比爾·蓋茨去追求她，於是巴菲特長歎一聲，轉而與結發老婦相伴離開了。
漂亮女孩去微軟公司麵試時，巧遇比爾·蓋茨。麵對如此佳人，比爾·蓋茨心中一陣激動，但他轉念一想：這麼漂亮的女孩，怎麼輪得到我來追？肯定有那些比我更強壯的闊佬，比如喬丹去追求她，於是比爾·蓋茨長歎一聲，埋頭繼續工作了。
漂亮女孩去觀看籃球比賽時，邂逅飛人喬丹。麵對如此佳人，喬丹豈能不動心？但喬丹冷靜下來一想：這麼漂亮的女孩，怎麼輪得到我來追？肯定有那些比我更英俊的小夥，比如她的什麼同學或同事，早就已經把她追到手了，於是喬丹長歎一聲，轉身來了個空中走步。
造成這一局麵的原因就在於，男生對美女不甚了解，追求她的人相互之間又不能互通信息，不了解美女的處境和真實想法，結果每個想追求她的男人都隻能根據自己的假設來決定是否要去追求美女。結果大家都假設美女一定有著高不可攀的要求，為了避免失敗受挫，大家都選擇了放棄。
其實在追求美女這個過程中，大家隻注意到了美女的美貌以及自己的不足，而根本不知道其他信息。每個人都把追求美女的代價想得特別高，結果都不敢輕易采取行動，待字閨中的美女們也就成為了單身美女。最後能將她們追到手的，往往是那些考慮問題簡單、不知天高地厚的懵懂男生。隻不過，這裏的劣幣驅逐良幣不是劣幣的“勢力”有多麼囂張，而是良幣主動讓步，把機會留給劣幣了。
愛情的市場也是一個“劣幣”與“良幣”共存的市場，我們在逆向選擇的作用下，或許不免陰差陽錯地和你心目中最完美的夢中情人擦身而過。為了最大化地避免遺憾，要麼，你在遇到心儀對象時好好把握，敢於追求，要麼，收起自己不切實際的幻想，過平淡的幸福生活。
形式的民主遠離實質的民主：民主博弈定律
斯坦福大學教授肯尼思·阿羅對民主選舉進行了苦心研究，在1951年出版的《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一書中提出了一個理想選舉實驗。
阿羅理想選舉的第一步是，投票者不能受到特定的外力壓迫、挾製，並有著正常的智力和理性。毫無疑問，投票者的這些要求一點都不過分。
阿羅理想選舉的第二步是，將選舉視為一種規則，它能夠將個體表達的偏好次序綜合成整個群體的偏好次序，同時滿足“阿羅定理”的要求。
所謂“阿羅定理”就是：
1.所有投票人就備選方案所想到的任何一種次序關係都是實際可能的。也就是說，每個投票者都是自由的，他們完全可以依據自己的意願投出自己的選票，而不致因此遭遇種種迫害。
2.對任意一對備選方案A或B，如果對於任何投票人都是A優於B，根據選舉規則就應該確定A方案被選中；而且隻有所有投票人都認為A與B方案等價時，根據選舉規則得到的最後結果才能取等號。即全體選民的一致願望必須得到尊重。
但是一旦出現A與B方案等價的情況，就意味著投票可能出現了問題。比如兩個方案A、B受兩個投票人C、D的選擇。對C來說，A方案固然更好，但B方案也沒什麼重大損失；但是對D來說，A方案就是生存，B方案就是死亡，那麼讓C和D兩個人各自“一人一票”，當然就不是公正平等的。
3.對任意一對備選方案A、B，如果在某次投票的結果中A優於B，那麼在另一次投票中，如果在每位投票人排序中位置保持不變或提前，則根據同樣的選舉規則得到的最終結果也應包括A優於B。這也就是說，如果所有選民對某位候選人的喜歡程度，相對於其他候選人來說沒有排序的降低，那麼該候選人在選舉結果中的位置不會改變。
這是對選舉公正性的一個基本保證。比如，當一位家庭主婦決定午餐應該買物美價廉的好豬肉還是質次價高的陳豬肉時，我們很清楚：她對好豬肉和陳豬肉的“喜愛程度”應該不可能發生什麼變化——然而這一次她買了陳豬肉。這說明在主婦對豬肉的這次“選舉”中，一定有什麼不良因素介入。當然，如果原因其實是市場上已經百分之百都是陳豬肉，那也就意味著“選舉”已經不複存在，主婦已經被陳豬肉給“專製”了。那不在我們的討論範圍之內。
4．如果在兩次投票過程中，備選方案集合的子集中各元素的排序沒有改變，那麼在這兩次選舉的最終結果中，該子集內各元素的排列次序同樣沒有變化。
也就是說，現在，那個買豬肉的主婦要為自己家的午餐主食做出選擇，有三位“候選人”分別是一元錢一斤的好麵粉、一元錢一斤的黴麵粉和一元錢一斤的生石灰。主婦的選擇排序顯而易見，然而現在的情況是：主婦居然選擇了黴麵粉！這意味著一定有這次“選舉”之外的因素強力介入。比如主婦的單位領導是這家黴麵粉廠家老板的姐夫之類，為了照顧小舅子就強製要求下屬員工每月購買200斤“指定產品”的黴麵粉，不然就不發工資，還給“穿小鞋”、“揪小辮子”等。
阿羅定理3和4兩條規則的結合也就意味著，候選人的選舉成績，隻取決於選民對他們作出的獨立和不受幹預的評價。
5．不存在這樣的投票人，使得對於任意一對備選方案A、B，隻要該投票人在選舉中確定A優於B，選舉規則就確定A優於B。也就是說，任何投票者都不能夠憑借個人的意願，就決定選舉的最後結果。
這5條法則無疑是一次公平合理的選舉應具備的最基本的要求。
然而，阿羅發現，當至少有3名候選人和2位選民時，不存在滿足阿羅定理的選舉規則，也即“阿羅不可能定理”。即便在選民都有著明確、不受外部幹預和已知的偏好，以及不存在種種現實政治中負麵因素的絕對理想狀況下，也同樣不可能通過一定的方法從個人偏好次序得出社會偏好次序，不可能通過一定的程序準確地表達社會全體成員的個人偏好或者達到合意的公共決策。
人們所追求和期待的那種符合阿羅定理五條要求的公平合理的選舉居然是不可能存在的。這無疑是對票選製度最根本的打擊。對這一結論更通俗的表達則是：隨著候選人和選民的增加，形式的民主必將越來越遠離實質的民主。
由此可知，不同選舉製度滿足的是不同的需求。“多數為王製”戕害少數人的意見，但有時也可能戕害多數人的意見。在一些國家實施的比例代表製對領先的候選人不利，且常產生低效率的政府。專製有利於決策的進行，但製衡機製不足，特別是對可怕的決策缺乏防範功能。不過在碰到危機時，有效的領導可以處理攸關生死的決定，因為即使是隻有一群無能的將領，都強過群龍無首的局麵。所以即使在民主製國家，在非常時期（如戰爭時）也會賦予領導者更多的權力。
由“蘇格拉底的死因”說起
西方哲學大師蘇格拉底之死，是對阿羅不可能定理的絕佳證明。蘇格拉底是一個在西方文化中的天才人物。蘇格拉底因言出名，也因言獲罪。據史書記載，對獲罪的蘇格拉底進行判決的公民大會也經曆了初審和複審，初審中500個公民進行了投票，結果是280票對220票判處蘇格拉底有罪。複審是決定蘇格拉底是否該判死刑，複審之前，蘇格拉底曾為自己脫罪進行辯護，希臘民眾不僅沒有被蘇格拉底的口才所征服，反而被激怒，結果以360票對140票判處蘇格拉底死罪。
這就是希臘的民主。這種民主，是被認為比現代西方民主更為先進的民主形式。但是，這種先進的民主，把一個對西方社會作出巨大貢獻的巨人碾作了塵土。
阿羅不可能定理，是博弈論裏一個毀滅性的發現，它打破了那些被人們認為是真理的觀點，也讓我們對公共選擇和民主製度有了新的認識。
首先，多數不一定正確，至少有時，真理是掌握在少數人手裏的。
其次，民意容易受到操縱和利用，希特勒正是通過運用蠱惑人心的本領使自己成功上台的。
最後，民主並不像盧梭所說的那樣足以達到“公共意誌”，它最大的積極之處是如波普爾所言的防止“最壞”情況的發生。因此，它的天然合理性是有限度的。
現在全世界的學者們——數學的、政治的、哲學的和經濟學的——都在試圖挽救阿羅的這個毀滅性發現中能夠挽救的東西。對數學來說，這一發現就是1931年庫爾特·哥德爾的數學邏輯的不可能證明一致性定理。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說，如果說世界上真正懂得相對論的人隻有12個是句誇張的話，那麼，說世界上真正懂得阿羅不可能定理的人不到12人，倒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在數學上，人們已經證明，以投票的多數規則來確定集體的選擇會產生循環的結果，這就好像一隻狗在追自己的尾巴，會沒完沒了地循環下去。結果，在這些選擇方案中，沒有一個能夠獲得多數票通過，這就是孔多塞投票悖論折射出民主製度固有的難題，所有的公共選擇規則都難以避開這種兩難境地。
北京1992年開始申請主辦2000年奧運會的工作。申辦奧運會的投票規則是逐步淘汰製，具有投票權的委員在參加申請的城市裏進行投票，得票最少的城市便被淘汰。前兩輪投票中北京一直領先。經過兩輪投票，最後剩下3個城市：德國的柏林、澳大利亞的悉尼以及中國的北京。在第三輪投票時，北京獲得最多的票，悉尼第二，柏林第三。
這一輪投票結束後，柏林被淘汰。如果這是最後一次投票，北京就獲勝了。但問題是還得再投一次票。在北京與悉尼角逐時，北京肯定會再次獲得勝利嗎？
事實是，北京輸了，悉尼獲得了2000年奧運會的主辦權。為什麼會這樣？原來支持柏林的投票者大多數轉而支持悉尼。這就是悉尼獲勝的原因。
由此看來，民主投票不能得出唯一的結果，其選舉結果取決於民主投票的程序安排以及每次確定的候選人的多少，即投票規則。不同的投票規則將得出不同的選舉結果。這就是說，民主投票有內在的缺陷。
雜貨鋪定位問題與西方兩黨政治
雜貨鋪定位問題最早是由美國經濟學家霍特林提出來的，即霍特林模型。這一模型常被用來說明西方兩黨政治的若幹現象。
所謂雜貨鋪定位問題，即在一條街道上有兩家雜貨鋪，為了爭取更多顧客，兩家雜貨鋪都趨向於把店鋪設在街道中心點，最後的均衡是，兩家雜貨鋪都開設在整條街的中點，緊緊挨在一起。
將這一原理引入政治中，在漫長的競選過程中，雖然參選的兩黨之間的攻擊和謾罵不斷升級，實際綱領卻不斷靠近，直到兩個政黨在中間點緊挨在一起。
西方許多國家都有相似的兩黨政治，如英國是保守黨和工黨，德國是社民黨和基民盟，美國則是共和黨和民主黨輪流坐莊。民主黨、社民黨和工黨一般被認為是“左派”，傾向於“社會平等”，共和黨和保守黨則是“右派”，強調自由競爭。但是，盡管在競選的時候兩黨互相攻擊得很厲害，其實際政治綱領卻並沒有太大區別。即使一個政黨獲勝上台執政，政策上也不會有很大改變。
西方民主政治中有一個現象，就是一般由兩黨輪流坐莊，而其他一些小黨基本沒有組閣的機會。這是因為在上述假定條件之下，如果三個政黨的位置不相同，不在同一個點上，那麼至少有一個政黨單獨位於一端，它就有向內擠壓的動機，道理和前麵論述的一樣，所以這時候不是穩定的局麵。如果三個黨都位於中點，那麼誰單獨跳開一點點，誰就會取勝，所以也是不穩定的局麵。
在第二種情況下，若其中一個政黨向左一點兒，左邊的選民就會選他，而另一邊的選民要由留在中點的兩個政黨來瓜分，這兩個黨各自的得票，就都比不上跳開的那個黨。
同樣，如果三個政黨位於同一點，但是這一點不是中點，那麼哪個政黨單獨向中點稍微移動一點點，它就會占便宜，這是因為向中點移動一點兒的時候，多數選民都會投他的票，而另外兩個政黨則隻能平分不到總數一半的選民。
上述三種情況總結起來，就是三黨政治不會穩定。或者換一個角度理解，即綱領變化無常的政黨不會有較強的生命力。
所以西方政治表麵上很自由，但實際上民眾的選擇很少，因為無論選哪一個黨上台，其政策都隻有細微差別，本質上是相似的。
政黨綱領向中點移動的機製，也說明西方民主政治的欺騙性，競選的時候，怎樣有利於拉票就怎樣講，當選以後原來政黨的政策依舊延續。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方的民主，並不如所宣揚的那樣美好。
慣性的力量：路徑依賴博弈定律
美國的鐵路據傳是由英國工程師設計建造的。電車的軌道標準為4.85英尺，這一標準最初來源於馬車的輪寬。問題是馬車為什麼要用這個輪距標準呢？因為如果馬車用其他任何數值，馬車的輪子就會在英國的老路上被撞壞，這些路上的轍跡寬度就是4.85英尺。而這些轍跡又是從何而來的呢？原來，古羅馬時，羅馬戰車的寬度正好是4.85英尺，恰恰是兩匹拉戰車的馬的屁股的寬度。
不僅如此，美國航天飛機燃料箱的兩旁有兩個火箭推進器，因為這些推進器造好之後要用火車運送，路上要通過一些隧道，而這些隧道的寬度隻比火車軌道寬一點，因此火箭助推器的寬度是由鐵軌的寬度所決定的。最後的結論是：路徑依賴導致美國航天飛機火箭助推器的寬度竟然是由古羅馬時期兩匹馬的屁股的寬度決定的。
道格拉斯·諾斯第一個明確將上述推論引入博弈領域，並運用路徑依賴理論成功闡釋了經濟製度的演進，從而獲得了1993年的諾貝爾經濟獎。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在日常生活中，某項事物的一次選擇，或許是曆史的偶然。但在這一次之後，使用者會覺得繼續這樣做是有效率的。於是，過去的選擇影響了現在以及未來的選擇。然後，實驗者們發現，個體的全部行為幾乎都受到路徑依賴的影響。
路徑依賴的特定含義是指人類社會中的技術演進或製度變遷均有類似於物理學中的慣性，即一旦進入某一路徑（無論是“好”還是“壞”）就可能對這種路徑產生依賴。諾斯認為，不同情況下，好的路徑效應能帶來正麵作用，提高行為的效率而進入良性循環，甚至形成規模效應；壞的路徑效應則讓行為一直鎖定在低效率的狀態。
打破思維的牆
在美國電報業最興盛之時，老範德比經營的西聯電報公司處於壟斷地位。老範德比去世之後，古爾德花100萬美元開了一條新電報線路，成立了太平大西洋電報公司。小範德比意識到古爾德對自己的威脅，決定收購太平大西洋電報公司。他派人與古爾德談判，結果以500萬美元買下了太平大西洋電報公司，太平大西洋公司人員設備全部轉入西聯。艾克特是古爾德的摯交好友，因為有技術，進西聯後，便擔任該公司的總工程師。小範德比對這一次收購十分滿意，他不僅擴大了實力，還引進了一員虎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