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茨坦會議
德國無條件投降後，歐洲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結束，但在遠東對日作戰還在激烈進行。因此盟國首腦們仍需要舉行一次會談，來商討對德國的處置問題和解決戰後歐洲問題的安排，以及爭取蘇聯盡早對日作戰。
1945年5月7日淩晨2時41分，德軍的約德爾將軍在萊姆斯簽署了德軍全部無條件投降的協議書。5月8日，丘吉爾正式向英國人民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結束。他在下院參加聖瑪格麗特教堂舉行的感恩節禮拜。然後又應邀和參謀長們一起與英王合影，並和王室成員們一起在白金漢宮的陽台上接受無數英國民眾的歡呼。然而就是在這勝利的輝煌時刻，丘吉爾仍感到憂心忡忡。他晚年對此回憶說：“正當偉大同盟的各國人民為勝利而歡欣鼓舞之時，我的內心卻因為迅速展現在我的視野之前的新的和更大的危險而感到憂鬱。”那麼，丘吉爾心中“新的和更大的危險”是什麼呢？隨著納粹德國的戰敗，蘇聯紅軍解放歐洲東部、東南部和中部的廣大地區，納粹敵人的威脅固然解除了，在敵視共產主義蘇聯的丘吉爾看來，來自蘇聯的威脅卻到來了。於是這個思維敏銳、常常走在時代前列的風雲人物，又一次悲劇性地走在了冷戰的前列。
5月下旬，英美蘇已經決定舉行一次三國首腦會議，商討德國投降後的各種問題。然而會議還沒有召開，三國之間就已經是暗流洶湧。丘吉爾強烈要求美國軍隊暫時不要從事先協議劃給蘇聯的占領區內撤退，以便同斯大林在其它問題上討價還價。他還希望在三國會議召開之前，杜魯門總統先訪問英國，使兩國能在一些敏感問題上達成一致，共同對付蘇聯。但是杜魯門拒絕了丘吉爾的要求，不僅如此，因為在對日作戰等問題上美國要倚賴蘇聯，所以杜魯門還準備在同丘吉爾會晤之前，先在歐洲某地會見斯大林。丘吉爾對此異常憤怒，他寫了一份正式的備忘錄交給杜魯門：“必須了解，英國政府的代表除非一開始就以平等的夥伴身份參加，（否則）就將不參加任何會議，這樣做無疑是令人感到遺憾的，首相不了解有什麼必要提出對英國、英帝國和英聯邦如此有傷感情的問題。”丘吉爾的強烈抗議使杜魯門單獨會見斯大林的計劃胎死腹中。
另一方麵，美蘇之間也有深刻的矛盾。1945年5月19日，霍普金斯出訪莫斯科，就波蘭問題、蘇聯對日作戰問題、三大國會議問題等等同斯大林磋商。在會談中，斯大林指責美國削減對蘇聯租借援助的方式。對德戰爭結束後，美國突然下令取消對蘇聯的租借援助，甚至讓已在前往蘇聯途中的船隻返航，斯大林說，這種做法給蘇聯的印象是，打敗德國後，美國不再需要俄國人了。不過霍普金斯此行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斯大林向霍普金斯表示，蘇軍將不遲於1945年8月8日對日作戰，同時還敲定了三國首腦會談的日期：7月15日左右。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斯大林、杜魯門和丘吉爾在柏林西市的波茨坦舉行二次大戰期間的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三國首腦會議。會議包括首腦會議、外長會議和全體會議，其中全體會議就開了13次。7月26～27日，因丘吉爾需要回國聽候大選結果，休會兩天。結果丘吉爾在這次選舉中失敗了，他再也沒有返回波茨坦，7月28日起，改由英國新首相艾德禮率領英國代表團繼續開會。
7月15日丘吉爾到達波茨坦，當天上午就去拜訪了美國總統杜魯門。杜魯門表示，希望能像羅斯福總統一樣同丘吉爾建立友好關係，丘吉爾對此感到很高興，因為他的很多想法都需要美國總統的支持。而斯大林來到波茨坦後，也於7月17日中午拜訪了杜魯門。與他的前任羅斯福不同，杜魯門打算對蘇聯采取更強硬一點的態度，因為就在波茨坦會議開幕前一天，美國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地區成功試爆了第一顆原子彈。美英兩國首腦相信，“這是一張應當在波茨坦會議桌上打的王牌”。杜魯門和丘吉爾討論後認為，可以利用原子彈來盡早結束對日戰爭，因此蘇聯出兵與否都不再那麼重要了。
波茨坦會議舉行時，納粹德國已經戰敗，太平洋戰場上日軍也幾乎是來日無多。共同敵人漸漸消失，三國合作的基礎也就變得薄弱了。會上，三國更多地考慮本國在戰後的利益，相互間相持不下，逐漸由合作走向衝突。這次曆時17天的會議，唇槍舌劍、針鋒相對的情況屢屢出現。在7月24日，杜魯門故意在一次會議後將美國原子彈爆炸成功成功的消息告訴斯大林，斯大林表現得很鎮靜，這未免使杜魯門和丘吉爾感到失望。他們不知道的是，蘇聯早已知道英美秘密研製原子彈的事，蘇聯也正在進行原子彈的研究。因此杜魯門的“爆炸性新聞”隻會讓斯大林感到焦急而不會是震驚。在波茨坦會議上，丘吉爾與斯大林的關係也非常微妙，作為曾經共同戰鬥的盟友，他們相互交往氣氛還很友好，比如共進晚餐，邊吃邊聊天，有時兩人甚至能從晚上8時半持續聊到淩晨1時半；另一方麵，他們又會在一係列問題上爭得麵紅耳赤，不可開交。會上顯露出來的英美與蘇聯的矛盾在戰後進一步激化，影響著戰後世界曆史的發展。特別是在蘇軍解放下的東歐出現了一係列人民民主國家，有利於蘇聯的安全和利益，而美英為爭奪戰後世界霸權，竭力阻止蘇聯影響的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