侮辱天皇，妨礙邦交
專欄
作者：章敬平
如今世界，本國媒體嘲諷他國元首，已是再平常不過的事。除了極少數國家，沒有哪家媒體，會擔心發表一篇嘲諷他國元首的文章而受到處罰。1935年上海的《新生》周刊同樣不擔心，然而，他們為嘲諷日本天皇的文章付出了代價，受到了國民政府的“嚴打”。
這一年5月4日，《新生》周刊刊載了一篇以筆名發表的隨筆，標題叫《閑話皇帝》，縱論古今君主製度，旁征博引中外皇帝，有諧趣，有嘲諷。
當時的國民政府奉行“事先審查製度”，根據國民政府頒布的審查報刊的行政規章，報刊出版之前，應經審查部門審查。刊載《閑話皇帝》的《新生》周刊也不例外，須經上海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或許“生活類”的雜誌不是審查重點，或許隨筆類的文章容易放過，或許是對日本天皇發自內心的反感，或許是其他什麼原因，反正，涉及日本天皇的這篇隨筆，從報刊審查官的眼皮底下溜過了，堂而皇之地和讀者見麵了。
說到生物學家出身的日本天皇，這篇隨筆說，他做皇帝，是因為世襲製度不得不做，其實呢，有名無實，“雖擁有皇帝之名，卻沒有皇帝的實權”，“一切的事，雖奉天皇名義而行，其實早就做不得主”。按照這篇隨筆的觀點，日本天皇就是當時日本舍不得丟棄的老古董，真正的統治者是“日本的軍部、資產階級”，天皇就像一個花瓶，一個擺設，“接見外賓的時候用得著天皇，閱兵的時候用得著天皇，舉行什麼大典的時候用得著天皇”，除此之外，“天皇便被人民忘記了”。
那麼，日本為什麼舍不得丟棄天皇這個“古董”呢？且聽隨筆作者娓娓道來：“對於現階段的日本的統治是有很大的幫助的，這就是企圖用天皇來緩和一切內部各階級的衝突，掩飾一部分人的罪惡。”
文章問世後，日本外交機關大為惱火，上海日本領事館的官員，向國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提出嚴重抗議，指責《閑話皇帝》“侮辱天皇，妨礙邦交”。附隨抗議的是三項要求：
其一，冤有頭債有主，追究雜誌社與作者的“法律責任”，關閉雜誌社，沒收這期雜誌，同時起訴雜誌社與作者；
其二，守土有責，追究行政機關有關人員的責任，懲辦上海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有關人員；
其三，南京國民政府向日本國政府道歉，保證杜絕此類事件。
我所閱讀的史料有限，我不知道日本外交機關大為惱火的起因究竟是什麼，是天皇不高興，還是日本內閣政府不高興，還是別的什麼原因，不管怎麼樣，南京國民政府低頭了，屈從了：
先“拿下”《新生》周刊社，把這個創刊不過一年多“新生兒”，給查封了；
再“查辦”守土有責者，革了上海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7名責任人員的職；
繼而舉一反三，國民黨中宣部通電各省市，告誡大家別犯同樣的錯誤。
到此，懲罰並沒有結束，人家日本外交官不是說了麼，還要追究雜誌社的法律責任。兩個月後，《新生》周刊社的創辦人，作為被告，出現在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事審判庭的被告席，檢察官以“誹謗日本天皇”為由，對他提起公訴。法官判決這位創辦人有期徒刑14個月。
曾將“侵犯大總統罪”寫入《刑法草案》的國民政府，從“遺傳基因”來看，骨子裏可能真的認為國家元首與普通公民不同，國家元首的聲譽與國家休戚相關，必須得到普天之下的尊重，但是，就憑《閑話皇帝》這篇隨筆，就如此大動幹戈，肯定不是主事者內心真實的意思表示。我估計，國民政府之所以懲處“閑話皇帝”事件，是因為當時的國民政府不希望與日本的衝突進一步擴大，希望以退讓換和平。至於說，本國公民究竟有無嘲諷他國元首的言論自由，根本就不是他們考慮問題的原點。
今天，我們從原點出發，重新考慮這個問題，顯然是個政治言論自由的問題。《閑話皇帝》嘲諷日本天皇的，不是他的私生活，而是他的政治生活。日本天皇是一個政治人物，對於他的政治生活，不僅日本公民可以嘲諷，中國公民也可以嘲諷，因為政治言論自由作為一種權利，它的本質屬性是人權，是所有人的權利，是人之為人的權利，不僅本國公民可以享有，他國公民也可以享有，甚至無國籍人也可以享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