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另有一些作家獨辟蹊徑，如鍾求是的中篇小說《我的對手》關涉諜戰內容，寫“我”曾經做過“間諜”，但因為訓練時一次低級的持槍錯誤，受到了處分，訓練結束後被分到一個無趣部門研讀信件，而同時，與他一起參加培訓的兩位朋友，卻在本行裏做得風生水起。為了改變自己的無聊生活，“我”做了一件特別的事情：創造了一個“泄密”事件，然後自己發現了這個秘密並上報，因此獲得了三等功。一年之後，這件“間諜”案被偵破，“我”的“惡作劇”被發現，並被開除了。多年之後，“我”變成了作家。一次，“我”來到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中心訪問，忽然產生了一種特殊的衝動，有意給國內的前“間諜”同事打電話，以引起美國特工的注意。最後，“我”的人生故事，在美國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質變。這個故事，在最後走偏了，偏離了小說原有的軌道，倒向了另外一種可能，讓之前的現實敘事，成為一種特殊的背景。這樣機巧的同時，小說也失去了本來可能有的敘事感染力。
作家張慶國的中篇小說《馬廄之夜》寫的是發生在雲南的一個“曆史”故事。在小說中，日軍入侵雲南時，當地一名精通日語的醫生被迫成了“太君”的翻譯官，還被強迫去找“花姑娘”，從而成了人民的公敵。作者采用了“探秘”的形式，把這樣一個“隱秘”的事件發掘出來，“發現”隱晦的曆史事實。那個女主人公“我母親”小桃子的敘述角度，多少有些《紅高粱》的意味，即用“母親”的特殊身份，來冒犯世俗道德。但張慶國缺乏莫言的敘事膽量，在小說的末尾取消了這種冒犯勇氣，而把故事歸為曆史和現實。這樣，小說就遭到了故事的平暴，成了一種自我妥協的產品。而作為讀者，我更期待一種小說對現實的冒犯，甚至是對現實的一種侵犯。
作家萬方的中篇小說《女人梨香》寫“舊時代”被包辦婚姻的女子梨香的特殊命運，敘事很紮實，很平穩。這樣一個黯然的人物行走在曆史的邊角料裏，成為一個亮點，同時也僅僅是曆史的一粒塵埃。作家不在曆史與現實中尋找那些令人緊張的對抗性力量，例如曆史和政治局勢對個人的侵犯等，而是有意磨平這種對抗性，把曆史、政治、現實都盡量剝離，而企圖保鮮人性。這種做法，早在很久以前就被證明是不成功的。人性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現實和思想衝突的產物。缺乏思想和曆史現實背景的衝突，人性就成了一張白紙。
青年作家常小琥的中篇小說《琴腔》發表後得到一些選刊的關注。小說具有濃烈的京味氣息，繼承了老舍、劉紹棠、鄧友梅等前輩作家在“京城文化”語境下的提煉，對京劇、二胡、唱腔等的描寫都很生動，結合琴師秦學鍾、武旦雲盛蘭和劇團官員嶽少峰的不同人生走向，以平緩而有味道的敘述，把幾個人物關係講述的錯落有致。小說開頭，性格老實的琴師秦學鍾一出場就很有氣息。青年作家顯示出了駕控結構的能力，讓嶽少峰和雲盛蘭以不同的態度、性格加入，形成了一個複雜的劇團氣場。這部作品的前三分之二，都顯示了這是一部精妙的小說，但在小說的收場，也是小說人物的收場的地方，秦學忠和雲盛蘭的世界狹窄化了，他們的兒子也成為了敘事的累贅，無法超越原有的格局。這樣的人生和世界，可能是一種社會現實，但小說如果能在另外一種程度上超越，則會更好。
四、簡單粗暴的物質現實主義
小說是什麼？這是個古老的問題，又是每次都會被問到的問題。我每年讀海量的小說，讀得有些麻木了，但這個問題仍然能把我難倒。
這確實是很難三言兩語就說清楚的問題。要判斷一個水果的好壞，隻要把它放進嘴巴品嚐；要知道一件衣料的優劣，最好放在手掌裏摩挲。但小說不能用聲、色、味、觸、覺這種方式來判斷，更不能給出一個具體的數學方程式。
不過，語言是小說的皮毛，小說好不好，還要看語言的運用。
據說有人請教文物鑒賞家、收藏家王世襄先生，怎麼才能懂得一件黃花梨家具的好呢？王世襄先生說，你在黃花梨家具堆裏摸上三天，就懂了。
小說很難說一二三條標準來判斷優劣，說標準的大多是冬烘先生：如小說“要寫底層”，要“貼著地麵飛行”。什麼叫做寫底層？你是高層，心懷悲憫來關心底層？或者你是底層，自憐自愛萬般婉約？又如何“貼著地麵飛行”？不怕飛得過低，一腦袋撞牆上嗎？還有人說要“寫生活”“寫現實”，我不禁要問：誰的生活？何種現實？
十二月底的一天，我乘高鐵去江西宜春，隨身攜帶了新科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迪亞諾的小說《青春咖啡館》，不到兩個小時讀完了，放在高鐵車廂的窗戶上，這本靜止的書以每小時三百公裏的速度，掠過鐵路沿線的複雜景物。這本書不到十萬字，但其中有很多讓我動腦筋來思考的內容。不談論所謂的思想，這部小說也有作家很多特殊的思考在內。例如，何為現實？小說裏有一位身為船長的咖啡館常客有一個龐大的企圖：用筆記本把所有來咖啡館的人的行動都記下來，而成為一個曆史記錄簿或照相者。但恰恰在女主人公身上，這位實錄者船長探測不到“事實”。女主人公身上呈現的事實，恰恰在船長的記錄之外——在短小的篇幅裏，莫迪亞諾采用了五重的敘述視角，來多方位地呈現女主人的生活狀態，並把那樣一個時代性的迷惘和無助，立體地呈現出來。這就讓“現實”這個概念豐富化了。
當今的小說大多脫不了上述的所謂“現實”、“生活”的框框，仿佛是被製造框框的魔法師詛咒了。按著魔法師所製造的框框來做豆腐的是豆腐師傅，按照魔法師所製造的框框來燒製紫砂壺的隻是壺匠，而小說家應該超越這些框框，自己設計新的框框。
作家更應該深入地研究何為“現實”、什麼是“生活”，而不能隻對發生在地麵上的某些聲響奉若大事。社會上發生什麼，小說裏就寫什麼，這樣，本來豐富、立體的世界，就被簡單粗暴地壓扁為“物質現實主義”了。
責任編輯 石華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