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裂症的發生方式比苯酮尿和大多數其它智力遲鈍症的遺傳形式要複雜得多，目前尚不能確定它是由一個還是多個基因引起的。精神病人的生理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醫學研究者可能不久就能成功地把這些變化直接和心理的失常聯係起來，例如，菲利普?西曼和蒂龍?利已經發現，有些精神分裂病人大腦的關鍵部位對多巴胺的感受器是正常人數量的兩倍，多巴胺是在神經細胞之間傳遞信息的物質，這種異常狀況有可能使大腦對自己的信號過度敏感，因此容易產生幻覺。不過，傳統的心理學理論也有幾分道理，環境對精神分裂綜合症的發生起著重要的作用。典型的"精神分裂性"（易發生精神分裂症的）的家庭結構就是一個例子。這種家庭很容易使帶有精神分裂症潛因的兒童發展為成年精神病人，在這種家庭中，信任已不複存在，思想交流中斷，父母公開表示彼此蔑視，對孩子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有的精神病學者甚至發覺精神分裂病人頭腦中存在著一種變態心理，這種人試圖創造一種隱秘的內心世界，以逃避他不可忍受的社會環境，但事實仍然是，某些基因使人易患精神分裂症，具有這種基因的人即使在正常的有利的家庭環境中長大，仍會產生這種疾病。
所以，即使在比較簡單的行為類型中，人類也因遺傳而具有能夠獲得某些特性的能力，能夠在若幹可能的對象中產生對某種對象的學習傾向，象康拉德?洛倫茨、羅伯特?欣德和斯金納等這樣具有不同的哲學思想的科學家都強調先天與後天之間並無絕然的界限，我們需要新的描述方法以取代本性與教養之間的舊式區別，這已是顯而易見的事了，其中最有希望的方法來自偉大的遺傳學家康蘭?沃丁頓（1975年去世）提出的設想。沃丁頓說，發展有點象從高地到海岸線之間傾斜的地形，某些特性的發展--例如眼睛的顏色、用手的習慣、精神分裂症或任何別的特性－就如同向斜坡下滾去的球，每種特性都超過一段不同的地形，每種特性都由不同類型的山脊和峽穀引導。就拿眼睛的顏色來說，給定一套藍色的或別的決定虹膜色素的基因，也就給出了一種地形，一條單一的、深深的渠道，球隻能滾向一個目的地，隻要卵和精子一結合，眼睛就隻可能有一種顏色，蚊子發展的地形同樣可想象為一係列平行的未分叉的深穀，一條通向因鼓翅聲而引起的性吸引，另一條通向自動的吸血行為，如此等等，直到產生出十來種互不相關的反應行為，這些峽穀形成一係列準確的、無法改變的生物化學階梯，這些階梯從受精卵中的脫氧核糖核酸（DNA）一直延續到由蚊子大腦傳遞的神經肌肉動作。
人類行為的發展地形要寬闊得多，複雜得多，但也仍然是一種地形，有時，峽穀要分叉一兩次，一個人最後可能養成右手習慣也可能養成左手習慣．如果一開始基因或別的生理影響使一個人傾向於使用左手，那麼就可以認為，此人的發展渠道中的這條支渠較深一些；如果不給球施加社會壓力，在大多數情況下球都會一直往下滾，直到滾進使用左手的渠道，但是，如果父母訓練孩子使用右手，球就會被擠進較淺的使用右手的渠道，精神分裂症的地形是彙合各種渠道的更寬闊的網絡，更難探索，球的路線也隻能用統計方法來預測。
地形的說法隻不過是種比喻，當然不足以說明最複雜的現象，但它抓住了人類社會行為的關鍵事實，如果要對它的決定性意義有充分的了解，我們就必須分別處理每種行為，並在某種程度上，把它看作從基因到最終結果的發展過程來探索。
某些行為形式也許比另一些形式更適合於上述分析方式，顯示恐懼、厭惡、憤怒、驚奇和愉快等基本感情的麵部表情，似乎是所有人的恒定特征，心理學家保羅?埃克曼攝下了美國人的這些表情和現存的石器時代部落人在講故事時的相同表情。當向一種文化的人出示另一種文化的人的照片時，他們辨別照片上麵部表情的準確性高達80％以上，艾雷諾斯?埃布－埃布斯費爾特周遊過全世界偏僻的村落，拍下了當地人用手勢與麵部表情交流思想的電影。為了避免使他們產生自我們意識，他在攝影機鏡頭前加上棱鏡。這樣，在拍攝時，他就可以不正對拍攝對象，使他自己與拍攝對象的臉成90度的角。埃布－埃布斯費爾特記錄了有文字文化和前文字文化中廣泛分布甚至普遍分布的許多信號。一個較為少見的例子是動眉毛，大多數情況下，眉毛無意識地猛一揚用來表示一種友好的歡迎。
人類生態行為學家新近正在研究的普遍信號的又一個例子是微笑。從完全的動物學的意義來說，可以把微笑劃作一種本能。嬰兒在2至4個月時，臉上開始出現微笑，而且能立刻得到父母更多的愛撫和溫情。用動物學家的話來說，微笑是一種社會緩解劑，是天生的、相對恒定的協調基本社會關係的信號，人類學家梅爾文?康納最近完成了對南非卡拉哈裏沙漠中昆桑族（"灌叢人"）嬰兒的微笑及其他嬰幼兒行為的研究。開始日常觀察時，他就"決定有啥記啥，據實直書"，因為昆桑兒童是在和西方流行文化非常不同的條件下撫育成長的，他們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由母親獨自產下，以後幾個月中又和母親或保姆幾乎保持不間斷的身體接觸，在頭三、四年中，他們清醒時大都被置於直立狀態，每小時喂奶若幹次，而且比歐洲和美國兒童受到更為嚴格的坐、站、走訓練，可是，他們的微笑形式，出現微笑的年齡和美國兒童一樣，起的作用看來也完全相同，更令人信服的證明是，就連盲童，甚至既聾又盲的兒童在缺乏有利於發笑的任何已知心理條件時，也能產生微笑。
這種最簡單的、最自動的行為完全可能是人腦細胞和麵部神經在遺傳上的直接聯係所致，這種聯係使麵部肌肉的收縮模式在出生後的早期發育期間通過一係列的生理活動就能得到發展，而這些生理活動隻需要最簡單的學習便可掌握，將來，更嚴密的研究很可能揭示影響神經肌肉的活動形式和強度的遺傳變異的存在，如果這些出乎意料的簡單現象確實發生了，它們的發現就將為我們首次進入人類交流遺傳學奠定基礎。
隨著人在發展斜坡上的下滑，人的知識日益增加，文化的影響變得壓倒一切，人的發展地形也必然要發生一些變化，就語言、衣著和其他有著文化敏感性的各種行為來說，地形已變成有低矮山梁、彎曲河套的廣闊的三角洲，請特別考慮語言的成熟問題，有證據表明人類大腦生來就有一定的結構，以便以一定的排列方式來組合句子。按照喬姆斯基和別的一些語言、心理學家的說法，這一"深層語言"可以使人比用簡單學習快得多的速度掌握語言，僅用數學學習情況就可證明，人們在兒童時期不可能有足夠的時間來死記硬背英語句子，年幼的兒童與包括幼年黑猩猩在內的任何其他靈長目幼仔不同，他們具有學習語言的強大動力，他們呀呀學語，創造詞彙，實驗詞意，以可預知的順序迅速學會語言規則，他們創造的結構與成年人的語法形式不期而合，隻不過在細節上有較大的差異，兒童發展專家羅傑?布朗很恰當地把兒童們的語言叫做"第一語言"，同卵雙胞胎和雙卵雙胞胎之間的語言能力比較表明，這一發展的時間變化在某種程度上受遺傳決定，因此，語言發展斜坡上部的地形比較簡單，有著深深的渠道，但是，在寬闊的斜坡下半部，也就是"第二語言"，即複雜的成人語言出現的地方，渠道呈現為蝕刻得淺淺的網絡，向各個方向散布，語言的外部表現隨著文化進化而變化，這些變化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的進化，教育和風尚的最微妙的壓力使詞彙、重音和速度發生了變化。
但是，比喻中的山脊、渠道實際上到底指什麼呢？在某些情況下，蝕刻這些渠道的是強有力的行為激素，或者是在神經細胞形成的過程中由基因決定的其他生物化學生成物，簡單化合物能改變神經係統的能力，使它以一種而不是另一種方式起作用，具有同樣重要意義的可能是那些不太明顯的"學習規則"，即以特殊的神經細胞群的活動為基礎的步驟和程序，這些步驟和程序使人得以掌握各種形式的學習。
通常的看法認為，學習是一種適於各種目的的現象，各種機體的學習在原則上沒有什麼區別，許多最優秀的心理學家，特別是斯金納等行為主義者都固執地堅持，大多數行為都是由一些基本的學習所形成的，把動物置於可以嚴格控製刺激作用的簡化的實驗室環境中，就能揭示支配學習的一般規律，"操作行為的一般環境並不重要"，斯金納在1938年這樣寫道，"因為至少絕大部分特定的操作行為都是條件作用所致，我們認為，操作行為的動態特征可根據單一的反射加以研究。"斯金納在他有影響的《超越自由與尊嚴》一書中主張，一旦很好地了解了這些規律，就能用這些規律訓練人們，使他們過上更加幸福、更加豐富的生活，開始，可由最英明的社會成員來設計文化，然後，孩子們可以毫不費力地適應這種文化。
這是些有力的思想，自然科學中也相應有著誘人的先例。在動物與人類行為的研究中，這些思想已經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行為主義哲學的中心思想--行為和精神都具有能進行實驗分析的徹底的唯物主義基礎--是完全站得住腳的。但是，關於學習的簡單性和均勢性的基本假設已經崩潰了，取而代之的是多種多樣的學習類型，這些學習類型符合一般的規律，或許隻是不包括自然選擇的進化，看來，每一物種的學習潛力都是由腦的構造和激素的連續分泌來決定的，因此最終是基因決定的。每種動物都"易於"學習一定的刺激，同時難於學習其他某些刺激，而對另一些刺激則處於中立。例如，成年大海鷗很快就學會識別自己剛孵出的小鷗，但從來不能識別自己產的卵，雖然這些卵同樣可以通過視覺分辨，初生的小貓沒有視力，隻能爬行，完全不能自立．但是，為了生存，在一些細小的方麵它必須有所作為，小貓生來就有高超的學習能力，僅用嗅覺，它能在不到一天的時間內學會爬過一段不長的距離找到喂奶的母親，借助於氣味或觸覺，它能記住路線，沿母親肚皮爬向通往自己喜愛的奶頭的路線；在實驗室中，它能根據質地的細微差別很快把人工奶頭分辨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