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製造”走向價值鏈高端這個問題對於浙江企業來說，首要的任務就是研發和生產出更加完善和具有核心競爭力的高端產品，因為完全靠生產低成本產品獲取的競爭優勢來發展企業是很難持久的。現在，浙江很多的地區政府把大量的錢都扔在建工業園區上，在地方企業創新體係的建設上卻投入不夠。如在製鞋的材料方麵，是需要高技術的，但中國國家材料中心就發表過一個報告，報告指出在中國非常不重視這些產品的研發，浙江的製鞋業嚴重地受到了材料的製約，尤其是在環保指標方麵。浙商現在所遇到的問題也會是中國其他省份將來會遇到的問題，它也不是孤立的浙江的問題，它將是整個中國製造業存在的問題。對此，米爾頓·科特勒表示，“中國的工業化最突出的一點是，華人的家族企業在實現從家族向專業型管理轉化這一過程時困難重重”。家庭主義影響了經濟組織可能的類型，使華人社會在建立大型經濟機構方麵遇到的阻力很大。確實，對於“浙江製造”走向價值鏈高端，國際上最新的觀點認為，並不是說隻有信息技術、生物工程、新材料，這些高新技術就是將來的趨勢，就是附加值高的產業，傳統行業裏同樣也有高價值的產業，比如服裝行業就是具有高度創造性的產業，在產品裏凝聚著人的大量創造力，同樣有著很高的價值。必須指出，創造力的多少是和產品的價值直接相關的。美國服裝業2007年的報告就提到了這種觀點。因此，傳統產業的創新對“浙江製造”更具有實際意義。
三、浙商基業常青成為社會各界最關注的熱點
吃苦耐勞，背井離鄉創業，財富與名聲顯赫……在探討“浙江經濟”與“浙江人經濟”的話題時，業內專家就浙商的發展問題提出了這樣一個疑問：今日浙商會變成昔日徽商嗎？要真的比較起來，這兩者其實有許多根本性的不同，沒多少可比的。不過，從某種角度看，他們的吃苦耐勞，他們的背井離鄉創業，他們的財富與名聲在全國的顯赫，似乎有著某種驚人的相似。那麼接下來的擔心，也就好像順理成章：當年的徽商在外麵是何等富可敵國，然而對他們的家鄉而言，似乎隻帶來了無數雕梁畫棟的宅院，而並無產業上的聯係；那麼，今天的浙商是否也會像徽商一樣，在家鄉除了留下豪宅，不再有其他的產業？或許，這樣的擔心過早了一點，因為：一則，世易時移，如今的浙商不可與當年的徽商同日而語；二則，浙商無論在浙江省內還是在省外發展，對全國發展是有利的，對浙江的產業提升也有直接的推動作用。
1.昔日徽商是今日浙商的反思樣本
知名的零點調查公司不久前在北京地區進行的一項企業界人士調查結果顯示，浙江商人是北京市場上的超級活躍群體，廣東商人次之。在上海，浙商竟然高達50多萬人，浙籍企業在滬投資總額、企業總數和資產總額，均居全國省市之首。不僅僅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從通都大邑到窮鄉僻壤，甚至在歐美各國城市，到處都有浙江的投資者和生意人。在各地的“浙江村”、“溫州路”、“義烏街”，很難聽懂的“浙江話”成了當地的本土語言。僅在西部省份，就有300萬浙商在投資發展。確實，浙商似乎達到了輝煌的頂點，同時筆者擔心浙商會重蹈徽商的覆轍。對此，複旦大學教授葛劍雄指出，古徽州的情況是兩頭“在外”，徽商的商業行為與家鄉聯係不大，特別是到後來，連商品也不在當地生產了，徽商與徽州實際上已經脫離關係，徽州僅僅是出人而已。因此，浙江不僅僅要從當年徽商的曆史中吸取到這樣的教訓：要想把走出去的浙商吸引回去，就一定要與走出去的浙商保持著諸多的經濟關係。確實，如果沒有諸多的經濟聯係，到世界各地賺錢的機會會更多，走出去的浙商憑什麼一定要回浙江去投資呢？比如，當年在上海的江浙財閥，大部分都沒有回去。
徽商的衰落，其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政治原因，比如政府改變了鹽的配額，鹽商最大的靠山沒有了；也有交通方麵的原因，比如津浦鐵路開通後，漕運就廢掉了；還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上海開埠後新的商業模式、新的產品的衝擊，而徽商沒有“與時俱進”，沒有開發出新的商品，這樣，原來的市場就慢慢萎縮了。因此，這不僅給浙商一點啟示，而是要求浙商必須以變應變。比如當年的廣東商人，就是及時吸收了新的商業模式，到大城市做百貨，生意做得很大，昔日上海南京路上的大百貨店，很多就是廣東人開的。事實上，徽商衰落的原因就是大批的徽商走出來後，竟然與徽州脫離關係有著非常大的關係，以至於徽商在衰落了很久也沒有崛起。當然，對於浙商而言，走出浙江盡管可以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但是必須解決走出來的浙商對浙江經濟產生帶動作用這個問題，其中最根本的解決辦法就是實現產業結構的轉型，加大力度調整產業結構，更好地去發展那些受土地要素約束小、前景又比較好的產業。
因此，浙商也不必總是把眼睛盯在上海、北京等地，可以在浙江省內尋求發展。經濟發展的梯度總是存在的，有梯度就有商機。浙商應該在浙江省內這片廣闊的舞台上一展身手，尋求更大的發展。因此，浙商在浙江省內要想長遠發展，一方麵，必須實現新一輪的產業轉型，改變過去粗放式的生產方式；另一方麵，政府要為更多的浙商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從而使走出去的浙商回到浙江來投資。事實上，浙商與徽商相近的地方就是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資金往可賺錢的地方走。因此，業內專家提醒，要避免浙商成為當年的徽商，就要不斷地創造一個良好的投資平台，讓走出去的浙商再次回浙江投資，從而更好地加快浙江的經濟發展。事實上，徽商的衰落就是不知道讓走出去的徽商回安徽投資的重要性，當年的徽州沒有給徽商提供良好的投資平台，這是徽商沒有回流的根本原因。確實，值得浙江借鑒的是，必須要保證浙商回浙江投資這個平台的有效性，最重要的是給走出來的浙商提供產業條件和製度條件，產業要有前景，體製要更有活力，這樣的平台就可以把“浙江人經濟”和“浙江經濟”很好地結合起來，讓浙商基業常青，從而永續發展。
2.浙江原先的有些比較優勢正在被弱化
資本本身就具有流動性，企業家總要把資金投向利潤率高的地方，這對國家而言好處是非常大的。對此，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祥榮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強調：“這其實是個利益立場的問題，就是你是站在浙江看還是站在全國看這個問題，還要看企業是為什麼走出去的，是因為環境製約發展而走出去的，還是其他原因。”
據了解，在外的溫州人創造的產值約為560億元，相當於溫州GDP的一半左右。在外浙江人創造的產值應相當於浙江GDP的20%左右。
對此，業內專家擔心浙商會成為當年的徽商，竟而發生“產業空心化”，盡管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的流進流出都屬於正常現象，同時也反映了浙江企業家對市場和商機的把握。但是，浙江資本流動屬於逆差流動，浙江隻有一小部分的項目，讓部分資本回流。當然，浙江的GDP盡管很高，但是我們不要太樂觀，就像古代的那些商人，有了錢，或置地或買官，因此逃脫不了曆史的宿命，遺憾的是，現在的浙商同樣在延續古代商人的路徑，從而使人擔心。
當然，對於浙江走出去，從而帶來產業空心化問題，浙江省委黨校軟科學研究所所長盛世豪卻有自己的看法：“浙江走出去的企業至少有這樣三類：一是控股一些省外的配套企業，以降低成本，尤其是原材料成本，而生產基地還在浙江；二是將企業總部搬到大城市，尋求更高層次的發展；三是一些企業因為土地、能源等受製約，生產成本較高，於是把企業遷出。在這三類企業中，第一類比較多，而且對浙江本身的發展也有好處。而後麵兩種情況可能對浙江會有影響，但這是企業為追求更大發展做出的選擇。作為政府，應當營造更加有利的環境，讓企業留下來。”
確實，對於浙江經濟來說，浙商走出去肯定會有非常大的影響，特別是浙江企業走出去，從而帶來浙江產業空心化問題，這已經開始引起浙江當局的重視，如果走出去的企業不是浙江經濟的主體，比如，一些企業把總部搬到大城市，生產基地還在浙江，這對浙江的產業升級有好處。但是，走出去的企業越多，與外界的聯係就越廣，對浙江企業而言，可以利用的資源就越多，也為沒有走出去的企業提供了發展空間。因此，這就為浙商大批量走出浙江做好一定的基礎，但是對於浙江經濟而言，總體上肯定是弊大於利的。
對於浙江目前的困境，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就是盡快提升浙江的整體競爭力，上海社科院部門經濟所副所長楊建文對此指出，從目前情況看，浙江的製造業層次還不高，與國際大企業的關聯度還不強，這方麵與蘇南地區有明顯差異。浙江的製造業中，消費品（生活資料）的產業比重很大，而近幾年國內市場消費需求不強，浙江製造業當然會受到影響。相反，資本品（生產資料）的尋求卻很旺，而這在浙江卻比較薄弱。因此，需要完成一個提升，即由消費品的製造業提升到資本品的製造業。產業要提升，市場要開拓，資本要尋求更加有利的投資場所，這就是浙商要往外走的內在原因。
大量浙商的外遷，加大了浙江產業空心化的問題，對此，杭州商學院副院長張仁壽擔心浙江將麵臨的困境，那就是浙江原先的有些比較優勢在弱化，特別是浙江人仍然還在謳歌原來津津樂道的優勢，比如體製活，浙江人精明而勤勞，搞小商品和輕工業特別有效率等，現在全國各地都在發展民營經濟，而小商品的利潤也越來越薄。
確實，資本的逆差流動，會引發區域性產業空心化，從而阻礙整個區域經濟的發展，從國外情況看，資本流出大的一般都是發達國家。發達國家資本流出多，流入也多。但是，對於中國經濟領頭羊的浙江來說，外資流入浙江非常少，實際利用外資不到50億美元，與江蘇差距很大。浙江為什麼引進外資不多？區域經濟專家分析其中原因說，一是民族資本比較豐裕；二是浙江人算得太精；三是浙江本身的產業層次不高、規模偏小。當然也有專家認為，以前浙江人對外資的重要性有不同認識，有一種說法是，浙江在吸引外資上“政府急，民間不急”。
解決區域性產業空心化這個問題，主要還是通過吸引外資提升浙江產業檔次，這一點十分重要。事實上，完全依靠內資提升產業層次，速度不會很快。提升產業層次的問題比較複雜。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就是，同樣的土地麵積，或者同樣的產品總量，如果產生的利潤越來越低，那就沒法遏製資本的外流。業內專家提醒浙江的企業家，浙江原先的有些比較優勢正在被弱化，如果不急需解決，浙商將重蹈徽商的覆轍。
3.浙商堅持住，活著比什麼都重要
萬向、方太的成功突圍，華爾街許多趨勢專家預言，21世紀將是中國浙江企業的世紀，但是浙江企業如果不知道自己企業存在的重大問題和致命因素，而且不加以批判和再造的話，那麼這樣的預言永遠也隻是預言。在這裏，筆者不得不提晉商的失敗，明清時期勢力最強大的晉商衰敗了，盛極一時的徽商沒落了，剛剛崛起的浙商能否繼續在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的舞台上大顯身手？這個問題現在誰也無法給出明確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浙商這一群體今後的榮耀，將係於他們所領導的浙江企業能否基業常青。
據商務部的資料顯示：中國內地每年新生15萬家家族企業，同時每年又死亡10萬多家，有60%的民企在5年內破產，85%在10年內死亡，其平均壽命隻有2.9年。失敗的企業各有各的原因，成功的企業一定有各種成功的理由。優秀的企業家是否具有相同的特性呢？著名經濟學家樊綱在浙商論壇上表示，審時度勢、選擇最優企業製度的企業家可以認為是最優秀的企業家。他說，浙商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製度”造就的。從一定意義上說，他們還是新中國的第一代企業家，他們不可能像跨國公司的企業家那樣建立現代企業製度，他們還處在向現代企業製度過渡的階段。這不僅需要企業家本身的努力，也需要全社會的努力。為此，無論專家還是企業家本人，都在思考著“如何讓‘浙商’的基業常青”這個莊嚴的命題。麵對國家的宏觀調控，浙商還要摸索適應形勢的戰略調整，為了今後更好地發展。
對於浙商基業常青這個問題，西湖電子集團董事長章國經的體會是“堅持住，活著比什麼都重要”。因為曆經幾輪價格戰而生存下來的西湖電子集團，曾經曆了彩電虧本大甩賣的艱難時刻。因為西湖電子集團堅持住了，所以在今天的電視機市場上又活躍了起來。當浙商以一個群體出現時，浙商的常青比任何一個微觀企業的成敗顯得更為重要。而企業家正是這些企業“活下去”的要素之一。
基業常青對於浙商來說，特別是麵對競爭和經濟形勢的紛繁變化，浙商怎樣才能活下去、活得更好呢？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史晉川在論壇上就提出了浙江企業先發優勢逐漸喪失後麵臨的創新難題，並指出浙江企業在組織結構、管理方式、成長方式、經營方式、經營區域等方麵都麵臨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活下去，並不容易。浙商要基業常青，就必須重構一個更符合企業發展的管理運營體係，包括建立科學的內部決策體係。最高決策層要更關心企業的長遠發展，而不僅僅是一時的業績；完善企業的內部管理結構，在幾年之內逐漸從集權式的職能管理機構向事業部製管理結構過渡；搭建吸引高素質人才的職業平台，引進優秀的職業經理人，不斷吸收新鮮血液，建立有效的激勵機製，並以資本為紐帶，逐步實施職業經理人持股計劃等。為此，在練好內功、夯實基礎的同時，浙商還必須做好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抓住機遇，回歸主業。北京華夏聖文管理谘詢公司資深培訓師汪洋說，傳統理論認為，專業化是一種存在較大風險的投資與經營戰略，其原因就在於特定產業與市場的容量有限，產業的發展有周期性，相應企業集團的發展也將隨之陷入不良的周期性波動。因此，多元化順乎邏輯地成為多數企業集團發展的戰略取向。然而，令這些企業集團始終困惑不解的是，原本期望借助多元化戰略以求分散和降低風險，但結果卻往往事與願違，不僅風險未能降低，反而遭受了更大的損失；相反地，一些采用專業化戰略的企業集團不僅沒有陷入不良的周期性波動的境地，反而在市場競爭中的優勢日顯強化。
第二，合縱連橫，提高研發和設計能力。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對產品的需求也越來越細化。比如，生產鞋類產品的企業，人們對鞋類的消費過程從初級感性消費到理性消費，再到高級感性消費的過渡，呈現出個性化、休閑化、時裝化、運動化以及民族化的趨勢，競爭已經從價格主導進入到質量主導、品牌主導的新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品牌將成為主要的競爭手段，而自主品牌的核心就來源於產品的自主開發設計能力。因此，企業應該整合國外的設計力量，逐漸確立以設計為龍頭的產品研發體係。
第三，尋求戰略管理轉型。北京華夏聖文管理谘詢公司資深培訓師汪洋說，今天溫州的企業家正麵臨著一次遺傳基因的變異。浙商中的大多數企業都具備創造性、自主性、野性、變通能力、吃苦耐勞的優秀遺傳基因，但僅僅守著這些也不行，在今天全球化浪潮下要不斷求變，尋求突破，尋找戰略。戰略選擇就是今天溫州的變異。企業必須從過去自發的、非正式的、隨意經營的模式轉變為有計劃、有組織和製度規範的運營，必須從單純依靠商業直覺向統一的戰略管理轉型，從依靠速度向同時注重穩健發展轉型。
第四，順時應勢，強化自身優勢。在新一輪宏觀調控形勢下，浙商們將遇到種種困難，怎麼辦？“傳化”董事長徐冠巨認為：順時應勢、培養優勢是浙商們的出路，而這恰恰更顯示出浙商的本色；在困境中謀發展、在夾縫中求生存，浙江企業的潛能要再一次在當前的形勢下發揮出來；借此機會，反思低水平、高能耗的生產方式，為盡可能消除外部“瓶頸”製約尋求新途徑，將更適合企業的長遠發展。事實上，而今許多浙江企業家在感到壓力之時，也意識到另一種機遇的誕生。調整戰略，度過這一時期，將可以在下一輪競爭中獲得主動權，強化自身優勢。正如有的企業家所說，放緩擴張步伐，而不是消極保全就是一種策略選擇。當一些企業遇到了財務危機，抓住他們急於變現資本的願望，對另一些財務穩健的企業來說也是一種機遇。溫州企業積極籌備上市、聯合組建大型財團等跡象似乎也暗合了這一時期的戰略調整。這一輪宏觀調控，還讓許多企業家們正在感受適應經濟周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作用。樊綱指出，許多國內企業家缺乏對經濟周期的認識，缺乏風險意識，隻有熟悉經濟規律，企業家在製訂發展戰略時才能做到因時而變、因勢而變。
目前有一些浙江民營企業已經發生了可喜的變化，紅蜻蜓集團就是一例。幾年前，該企業的領導者並不理解戰略管理的作用和意義，他們更多是憑經驗做事。屬於製造業的他們，其中的研發、品牌和營銷渠道都是被外國人掌控，最後還要受外國的反傾銷的打壓。目前，他們已經體驗到企業通過戰略的梳理所帶來的甜頭，他們有信心在2009年前能夠做到超過100億元。經過戰略的重新定位，他們也開始明確要做高端產品和品牌。他們采取了收購意大利的百年老字號、聘請意大利的頂級設計師、挖掘本地文化等措施來支持他們的產品設計開發。從長遠來看，筆者還是比較看好浙江商幫的發展，原因是他們的基因和經濟形態是純粹市場經濟的。物競天擇，雖然會有一批企業在競爭中消失，但也會有一批企業在競爭中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