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在開始時尚未意識到這一點，但是，現在撰寫摩根財團曆史一書，正是合適的時候，而且也許這是人們第一次可以公正客觀地對待摩根的曆史。"秘不外露"向來是摩根的信條，以前幾乎所有的著作都是以第二手資料和某些猜測為依據的。但是，由於近年來一些檔案對外開放，人們可以清晰地窺見五裏霧中的摩根世界，從而能夠寫出有權威性的曆史。在1940年以前，作為一家私人銀行的成員，摩根合夥人對他們的文件抱有一種所有者的態度，慷慨地捐獻給教育機構。其結果，摩根銀行失去了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關於自己的曆史資料的控製，對於這樣一個神秘的機構，這是難以理解的，而且我想他們也是感到很不自在的。
皮爾龐特·摩根的一生激發了十來本書的問世，而且都值得注意。他是一個令人有無窮興趣的人物。但是摩根銀行1913年以後的曆史卻一直是塊處女地，雖然這是摩根全球勢力的鼎盛時期。隻有1984年出版的薄薄一本學術性著作，是小J.P.摩根的年譜。我想彌補這方麵異乎尋常的疏漏。因此，我在對19世紀摩根曆史作新的研究的同時，特別強調摩根銀行20世紀的曆史。非常神秘的是，三家摩根公司在二次大戰以後的曆史是一片空白。因此，這是迄今為止第一部全麵描寫摩根帝國的曆史。
幸運的是，新的檔案和我的重點恰好吻合。哈利·摩根經過多年的猶豫以後，終於在1982年他去世以前，把他收藏的家族和經營活動的豐富資料捐獻給了皮爾龐特·摩根圖書館。雖然有關喬治·皮博迪——朱尼厄斯·摩根——皮爾龐特·摩根時代的資料還較為零碎，但是這批資料包含一整套關於皮爾龐特·摩根的文件。除此之外，摩根圖書館還加上了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大戰之間那段時期在摩根銀行擔任公關工作的馬丁·伊根的文件。我在此感謝圖書館的英奇·杜邦和伊麗莎白·阿格，以及不可缺少的戴維·賴特，他們幫助我在這些資料中理出頭緒。我衷心地感謝約翰·摩根二世和摩根家族允許我大量引證這些資料，盡管他們對於我使用某些有爭議的材料有所顧慮。
我大量地利用了哈佛大學所藏湯姆·拉蒙特卷帙浩瀚的文件和耶魯大學所藏拉塞爾·萊芬韋爾的文件。承蒙丹尼·戴維森的孫子的雅意，我獲得哈利·戴維森的電子文本。其次，我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哥倫比亞大學所藏喬治·珀金斯的文件，弗吉尼亞大學所藏愛德華·斯退丁紐斯的文件和阿默斯特學院所藏德懷特·莫羅的文件。我也從哥倫比亞大學收集的若幹口傳曆史中引用了一些材料，特別是關於喬治·惠特尼的情況。我在此感謝所有這些院校的工作人員，特別是哈佛大學的弗洛倫斯·萊思羅普，耶魯大學的朱迪思·希夫和威廉·馬薩，以及哥倫比亞大學的羅納德·格雷爾。關於二次大戰以後的曆史，我參考的資料來自哈利·杜魯門圖書館、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圖書館、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圖書館、林登·約翰遜圖書館、傑拉爾德·福特圖書館和吉米·卡特圖書館。
所有這些文件集中起來，提供了摩根銀行幾十年來秘密活動的大量曆史資料。深入研究這些資料，我感到自己猶如一位探險者，在一個已是荒無人跡的大陸之中開辟出一條路來，發掘出了雄偉的、長滿苔蘚的斷壁殘垣。我希望我表達了每天體會到的激動之情。這些記載不僅是對一些熟悉的事件提供了新的細節。在許多情況下，它們撰寫了我們曆史的新篇章，特別是關於摩根銀行與意大利、德國、墨西哥和日本的交往。我做的研究使我深信金融史是曆史專業中最為可悲的棄兒。
在三個摩根銀行中，有兩個對我的這個項目持積極態度。我得到寫本書的合同，恰好在吉尼斯醜聞發生之前，這將危及我接觸摩根建富的人員。但是1987年我在倫敦住的兩個月期間，該公司做出了異乎尋常之舉。他們毫無保留地把檔案向我悉數開放。他們把我安排在一個會議室裏，為我從泰晤士河旁邊的倉庫裏拿來了積滿煙灰的檔案。我查閱了關於20世紀最初幾年直至60年代和70年代的有爭議問題的曆史記載。摩根建富的目的，是在發生吉尼斯醜聞以後為了表明公司對本身的道德有信心，或者是為了強調其沒有醜聞的年代，我不得而知。但是，公司的慷慨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非常感動。我特別要感謝德斯蒙德·哈尼和摩根建富的曆史學家凱思琳·伯克。前者帶領我參觀了大溫徹斯特街23號，後者表現出一種真正的合作精神，寄給我她寫的三章官方曆史的清樣。我感到遺憾的是，由於收到太晚，我未能在注釋中注明引證她的材料的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