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摩根建富一樣，摩根士丹利在20世紀60年代初是溫文爾雅的樣板，但而後就發生了徹底的轉變。60年代初，它充滿了勝利者的自信。在華爾街2號，有20多名身著布魯克斯兄弟公司名牌西裝和飾有交織字母襯衫的合夥人在拉蓋辦公桌後工作。這個飾有英國狩獵圖的工作區有著一種神秘的力量，正如一位合夥人所言："很少有像這樣的地方，一個電話就能籌到1億美元。"1摩根士丹利的合夥人在生意上不搞蓄謀控股投資，不與他人競爭，也不粗魯地拉生意，他們與客戶保持著排他性關係。他們在從其他公司招聘人的時候，總是要先禮貌地征得對方公司的同意。
一個承襲了輝煌遺產的公司總是尊重傳統的。老摩根財團以發放金幣的方法鼓勵合夥人參加會議。現在則變換了一種形式，摩根士丹利在合夥人參加會議時，發給他們10或20美元的鈔票。缺席者的份額將被到會者瓜分。因此，唯一一次全體合夥人都出席的會議是在一個暴風雪的日子，那次大家都想著能大撈一把。
在20世紀60年代，想要吸引畢業生到華爾街工作是很困難的，因為學生們都在抗議越南戰爭。當弗蘭克·貝蒂托去哈佛商學院，到學生中招募職員時，他一無所獲，獨自一人待在教室裏，直到有位教授於心不忍，走過來與他談話。盡管摩根士丹利的合夥人大多來自普林斯頓、耶魯或哈佛，但他們的背景卻各不相同。摩根士丹利和老摩根銀行一樣，盡管被帶有成見的人不公正地稱為社會登記公司，但還是樂於接受家境貧寒卻天賦很高的青年。比如日後當上總裁的迪克·費希爾，當初就沒有勇氣去求職，因為哈佛商學院一位教授對他說，摩根士丹利用人標準包括出身、天賦和金錢三個條件，而其中有兩個條件他都不具備。
盡管如此，高級合夥人的傲慢有時實在令人難以忍受。有一次，費希爾與一位合夥人開車去加拿大，做丘吉爾瀑布水電項目的工作。在邊境上，一位移民局的官員盯著後排的費希爾向那合夥人問道："你後麵的那人是誰？"合夥人答道："我是一個人旅行。"當移民局官員示意他所問的是後排的人時，那合夥人粗聲答道："他誰也不是，不過是一個統計員。"2到了60年代，華爾街的宗教界線已被打破。許多猶太人的公司都雇用了新教合夥人，尤其是在銀團中，這是因為它們要討好摩根士丹利和第一波士頓。摩根士丹利在1963年雇用了第一位猶太職員——劉易斯·伯納德。他在普林斯頓時曾是弗蘭克·貝蒂托兒子的室友，且常常去貝蒂托家小住。一位前合夥人回憶道："在麵試伯納德時，人人都希望錄用他；但是要想消除一些老合夥人的偏見卻是十分困難的。"有位摩根士丹利的合夥人甚至跑到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向一位官員打探："如果摩根士丹利派一位猶太職員來貴公司，是否會引起不滿？"那人被激怒了："我想你應該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的話，那我告訴你，我們的首席執行官就是猶太人。"3於是，那位合夥人便灰溜溜地離開了。在1973年，年僅31歲的伯納德便成了摩根士丹利有史以來最年輕的一位合夥人（除查理·摩根的特例之外），日後他成長為重要的戰略思想家。
進入60年代以後，摩根士丹利幾近無懈可擊的霸主地位看來是穩坐無疑了。這家無可匹敵的美國投資公司的客戶除了澳大利亞、加拿大、埃及、委內瑞拉和奧地利，還有世界25大實業公司中的15家。這些囊括一切、排他性的關係是昔日的遺產，當年客戶需要沐浴在有權有勢的銀行的光環之中。摩根士丹利勤勉地為客戶服務，總夢想著能找到新的方法為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或通用汽車公司融資。然而，隨著賭場時代的發展，資本已不是那麼稀缺的資源，傳統的紐帶遭到了削弱。
摩根士丹利總是殫精竭慮，想方設法為其忠實的客戶服務。在20世紀50年代，它曾負責一家農業設備製造商凱斯公司的證券發行。1961年，當凱斯公司麵臨倒閉，各銀行威脅著要抽回它們的貸款時，摩根士丹利的塞謬爾·佩恩擔任了該公司的臨時董事長。6個月之中，佩恩每周花三至四天到凱斯公司設在威斯康星州拉辛的總部去辦公，從而扭轉了局麵。後來，重整後的凱斯公司被賣給了坦尼科公司。另一個類似的情況是摩根士丹利破紀錄地對位於紐芬蘭拉布拉多的丘吉爾瀑布水電項目融資10億美元。這個項目的規模是大古力大壩的兩倍。一連8年，每天都有摩根士丹利的合夥人在那兒工作。當丘吉爾瀑布有限公司的總裁在1969年的一次飛機失事中遇難後，摩根士丹利的合夥人威廉·馬爾霍蘭便接任了經營該公司的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