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本身是在1950年11月28日開庭的。政府的這個案子是良好的社會學美國的喜劇演員與電影明星，"馬克斯五兄弟"之一。他以機智問答及比喻聞名，他的經典熒幕造型是顯眼的胡須、眉毛以及眼鏡，叼著雪茄煙。
案例，但卻是愚蠢的公訴。它把俱樂部當成了陰謀家，把高度儀式化的競爭當成了寡頭壟斷。公訴抓住的隻是投資銀行業務權利的外觀，表現出一個白手套的世界，而主宰這個世界的，是君子協定、互惠和默契——紳士銀行家準則。這些慣例毫無疑問是俱樂部式的、不公平的、排他的，但決不是非法的。
這個案子的審理圍繞一種叫三重概念的東西轉移。這是說藍籌公司都有"傳統的融資銀行"，這些銀行保留著管理這些公司證券發行的專營權利。當這些銀行組成銀團來發行公司的證券時，遊戲的規則要求他們對參與的公司給予相同的"曆史地位"——亦即按以前的發行分配同樣的份額。最後，根據"互惠"的規則，投資銀行要在各自的銀團中交換位置。這個三重概念抓住了共謀的形式，但是忽略了華爾街殘忍的精神。這個規則並沒有使鯊魚變得文明，而隻是防止它們在狂暴的爭食中互相殘殺。如果可能的話，每個公司都想偷走別人的客戶，但是領土大部分都已被瓜分完畢。甚至摩根士丹利都不去搶百貨公司的生意，因為這已被猶太人的公司把持了。
開始時，政府把這個陰謀案子追溯到摩根在1915年提供的一筆5億美元的英法貸款。這倒是增添了一點戰爭的戲劇色彩，但是又帶來了一個問題：這個陰謀怎麼能逃脫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避免許多銀行被拆散的命運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政府創造了一個"繼承者公司"的概念——這就是說，J.P.摩根變成了摩根士丹利，擔保信托公司成了史密斯——巴尼，等等。雖然哈羅德·斯坦利把這種說法駁斥為"牽強附會"和"愚蠢可笑"，但是這也有粗略的可信之處。老人們還把第一波士頓叫作"波士頓的第一"，這是根據波士頓第一國民銀行的衍生而來的。為了不致使審判的時間拖延得太久，梅迪納砍掉了繼承者的問題。因此，政府把陰謀的日期改為1933年傑克·摩根向費迪南德·佩科拉所作的聲明。為什麼傑克要在一個充滿敵意的調查委員會麵前向全國聽眾廣播這個新的陰謀，這就不清楚了。
被淹沒在文件海洋裏的梅迪納定做了一個精致複雜的櫃子，來處理源源不斷的材料。為了更好地了解證券承銷業務，他在華爾街哈爾西——斯圖爾特的辦公室裏從頭到底研究了為科恩·愛迪生發債組織的銀團。然而這個案子幾乎使他精神崩潰，隻有在世界末日的幽默才能減輕他的緊張。他對這個曠日持久的案子悲歎道："我想我從來不應該當法官。"4有一次，他數了一下，在審理這個案子期間律師們一共生了6個孩子。當政府的一個辯護律師建議休庭時，他的臉上露出笑容。他說："瞧一下那個天堂多好啊！"5一次在夏季休會回來後，他直言不諱地說："我討厭回來審理這個案子。"6還有一次，氣氛搞得過於緊張，他身子俯過凳子，對反方的律師說："去打球怎麼樣？"7他們就休庭去看道奇斯隊對巨人隊的棒球賽。每當像在絞刑架下開那種淒慘的玩笑時，梅迪納和摩根士丹利的律師——戴維斯——波爾克法律事務所的拉爾夫·卡森——各不相讓。卡森把訴訟程序描繪成"無邊無際的荒蕪沙漠"和"詞語的撒哈拉大沙漠"。8作為法律的雙人舞，這個審判是很不對等的——三四個政府的律師對付紐約35個要價最高的律師。法庭上唇槍舌劍，高深莫測。摩根士丹利極其害怕輸了這場官司，認為事關重大，豈能扔給律師去處理。年輕的同事從華爾街23號的地下室裏發掘出被煤煙熏黑的銀團檔案，佩裏·霍爾每天校讀法庭記錄。合夥人很不情願地向競爭對手公開他們的案卷，並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其他公司的文件。隨著信件和備忘錄的公開，客戶們也在仔細地閱讀，變成了一場觀賞好戲的大鬧劇。摩根士丹利的有些人認為科恩·愛迪生的有些文件被公開以後，客戶對他們公司再也不像以前那樣親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