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作為摩根財團在戰後至高無上的威力或在外交時代和美國政策融為一體的象征的，莫過於其在遠東的崛起。最初，摩根銀行進入亞洲，乃是奉政府之命，勉強參加了中國的銀團。後來，威廉·詹寧斯·布萊恩譴責其為對外"幹涉"，這個銀團也就解散了。但是，由於世界大戰加強了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力量，而削弱了歐洲的力量，國務卿羅伯特·蘭辛不禁對新地區頗為垂青。1919年，蘭辛在遭到本國財政部的拒絕以後，恢複了私人銀行組織的中國銀團。傑克·摩根說："但是，蘭辛先生，是布萊恩先生不讓我們幹下去。"蘭辛不好意思地承認政策已有極大的調整。1在這第二個中國銀團中，湯姆·拉蒙特擔任了主席，這個令人惱火的差使以前是落在哈裏·戴維森身上的。1919年12月，拉蒙特拜訪白宮，接受進軍令，發現他的偶像伍德羅·威爾遜坐在輪椅裏。總統坐在輪椅裏，被推到寬敞的灑滿陽光的凸窗戶旁，跟他揮手告別，其情景令人為之動容。他神態平靜而若有所思，甚至拿自己行動不便來開玩笑。自從1911年辛亥革命以來，中國北京的官方政府和廣東的國民政府分庭抗禮，而軍閥則實際統治著這個國家的土地。總統希望拉蒙特能夠調解這兩個力爭控製中國的敵對政府。從銀行家的角度來看，四分五裂的中國存在的風險之大，不亞於清王朝，因為仍然沒有對債務的最終擔保，政府沒有經濟基礎作為提供貸款的依據。1920年，拉蒙特出訪遠東，以確定向中國提供貸款的條件是否成熟。他走訪各地，冷靜觀察。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舉動激起工潮和學生暴動，中國在陣陣痙攣。凡爾賽和約似乎核準了日本在大戰期間所奪取的德國在中國的特權，學生們對此怒不可遏。拉蒙特被夾在中日的爭鬥之間。他使足了外交手腕，不偏不倚，在他的旅行中還專門去了一次東京。在1920年的這次旅行中，拉蒙特學著皮爾龐特的派頭，所到之處，猶如王公貴族，威風十足。在北京，他每天早晨接見當地商人，他們把駱駝商隊帶到他的旅館，滿載著昂貴的貨物——皮毛、地毯、絲織品、玉器和瓷器。
追逐拉蒙特的不僅是小販。日本人派了特務一路尾隨跟蹤——這些無恥的竊聽者把他的旅館房間兩邊的房間都包了下來。滿不在乎的拉蒙特有一件東西從不離身——摩根電報的譯碼本。他的秘書卻缺乏這樣的冷靜，拉蒙特後來寫道："雖然我認為這種提防是不必要的，但是我的秘書總是把譯碼本放在床上，堅持在睡覺時把槍放在枕頭底下。"2後來，拉蒙特在火車上讀一份電報，發現一個日本特務伸長了脖子從他肩後偷看，於是，他隨手就把電報遞給了這個日本人，免得他受罪。
拉蒙特訪問的新聞報道引起了中國民族主義者的擔憂，深恐外國銀行企圖對中國強加新的金融控製。他到達時遭到學生的抗議，他認為是日本人在挑唆。他很喜歡講他在上海如何穩住了一批鬧事的學生。這個故事可能稍稍帶點軼聞性質，但是說明了拉蒙特相信理智和修養是全能的武器。
在上海，一天午後，我聽說幾百個中國學生圍在我的旅館門前，要向我扔石頭，反對銀團。我派人出去請學生的頭頭進來，喝杯茶，談一談。於是進來了十幾個學生，開始時態度非常不友善。但是，茶水有利於清醒安神，我向他們說明銀團的實際情況，解釋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幫助中國擺脫最大的經濟困境，讓某些國有企業能夠運轉，他們立刻就理解了，並同意合作。3拉蒙特真的相信茶話會能改變學生的思想嗎？也許不是。然而此事也說明他在衝突時機中總能處於有利地位。他總是談吐友善，合情合理，使言辭最激烈的批評者解除武裝。沒有人能夠使他上鉤中計，打亂他的陣勢，或者使他放棄他那漫不經心卻固若金湯的自我控製力。
拉蒙特從來沒有對中國人產生過好感，提起他們往往不乏輕蔑口吻。他在這種事情上過去常常緘口不言，但是這次卻一反常態，一再講中國北洋政府的腐敗和褊狹。在上海，他想見孫中山先生——中國南方的國民黨政府的首腦。因為這位中國領導人擔心如到拉蒙特的旅館去看他，會遭到恐怖分子的襲擊，所以就由拉蒙特在戒備森嚴的警察保護之下去拜訪他。孫先生早年在夏威夷上過學，曾在倫敦大不列顛圖書館博覽群書。拉蒙特並未發現他有何令人崇敬之處，拉蒙特把威爾遜的問題又問了一遍，兩個中國是否能達到和平。回答使拉蒙特大吃一驚，孫先生重複著他的問題說："南北之間實現和平？可以。拉蒙特先生，你隻要給我2500萬美元，我就可以裝備幾個軍團。那樣，我們很快就天下太平。"4拉蒙特和北洋政府的接觸同樣也使他放棄了幻想。在喝茶時，徐世昌總統說如果政府貸款成為泡影，他可能到市場上自己去籌措500萬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