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的東亞金融危機，給受困國家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和創痛。中國猶如中流砥柱，巍然不動。中國政府宣布人民幣不貶值，以幫助穩定周邊國家的宏觀態勢，贏得國際社會一致讚揚。中國財政部就在此時到國際市場融資，發行"百年債"，意喻中華人民共和國永遠興旺。百年債受到熱烈追捧，市場狂搶。此後財政部發行的主權債一直為投資者看好。我當時主管國際融資業務，有一次發債，聘請高盛領銜主承銷團，承銷團中沒有摩根士丹利，他們心中大為不爽，問我是何緣故。我說："我每次到高盛總部，大樓門前總有五星紅旗高高飄揚，你們知道嗎？"摩根人沉默不語。此後，我又拜訪了摩根士丹利，他們特意讓我在大樓外麵看樓頂上打出的紅色的霓虹燈歡迎標語。這一次，摩根就支持中國的態度，給予我象征性的作答。
我想到的第二點，是華爾街和資本主義製度的關係問題。我們曆來把華爾街視為資本主義的象征，或是資本主義的代表，因此，華爾街和資本主義製度等同。照此邏輯再推論，華爾街和美國政府是一回事，沆瀣一氣。這樣看問題，未免過於簡單化，這是過去極左思潮泛濫時期的思維範式。讀了本書，就會明白，華爾街固然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資本主義金融業的代名詞，但是，華爾街與資本主義製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所代表的是資本主義製度之下運營的一個領域，一個行業，受製於資本主義製度的法律、法規和其他監管規定。讀了這本書就會知道，華爾街和美國政府的麻煩一直不斷：摩根和華盛頓的曆屆政府之間始終是非常錯綜複雜的博弈關係，雙方鬥智鬥勇，經常搞得很緊張；在西奧多·羅斯福政府（1902——1908）和富蘭克林·羅斯福政府（1932——1945）任期內，摩根和政府間總是磕磕碰碰，本書有非常生動具體的敘述。摩根是受到佩科拉調查的第一家私人銀行，曠日持久的佩科拉聽證會把傑克·摩根和其他人搞得筋疲力盡。《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產生的一個直接的動因，就是要剝奪摩根財團巨大的市場控製力，以平衡各方利益，尤其是保護中小銀行的利益，同時防範金融風險。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之後，華爾街又成為眾矢之的，美國監管部門受到社會上各方的口誅筆伐：人們認為監管的失職，是造成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於是，加強對金融機構監管的呼聲震天，美國國會和政府也迫於壓力，著手治理"大而不倒"等問題，於是有了《多德——法蘭克法案》《沃爾克規則》等等的出台。
人們對金融領域裏的係統性風險所造成的損失，並由納稅人負擔的結果，非常氣憤，由此爆發了2011年9月17日開始的"占領華爾街"群眾集會。示威者占居了位於曼哈頓下城的祖科蒂公園，搭起帳篷，安營紮寨，這場抗議活動搞得聲勢浩大，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也現身其中。其實，抗議者的矛頭雖然直指華爾街，但是他們不滿的實質問題，卻不是華爾街所能解決的。這裏涉及宏觀經濟政策，就業困難和收入分配不均等社會問題，需要聯邦政府統籌考慮解決。金融領域裏的問題，折射出整個宏觀經濟管理和社會政策方麵的失誤、失當或失衡。
第三個問題也許是老生常談，即公司治理和人才培育。一個百年以上的企業，在激烈的市場上拚搏，決不會始終一帆風順、如履平地，是什麼力量和智慧使之立於不敗之地；一個成功的公司，應該有什麼樣的領航人；他們應該具備什麼樣的素質；應該如何保持良好的公司治理？公司治理的關鍵，是人才和公司製度的關係。公司製度不能壓抑人才，人才不能淩駕於公司治理之上。這看起來是一對矛盾，其實兩者應該是能夠相輔相成的。良好的公司治理應該是人才培養的優質環境。公司的製度應能促進人的行為規範，而又不束縛人的創意精神；公司的製度是管理人員和員工的導航，而不是限製他們創新活動的桎梏。這就是平常我們所說的"公司文化"。公司文化看起來非常抽象，但是，毫不含糊地體現在公司抗風險的能力和經營業績上。讀了本書，就會對什麼是摩根人，或者說摩根人的特點是什麼的問題，有所領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