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亻良工在《文藝在中等教育中的位置與道爾頓製》裏說，“道爾頓製實行後，學生對於各科都是自作筆記或批評，練習雜文學中所含有的文體的機會正多，所以這時的國文科唯有純文學有永久獨立存在的價值。……”我覺此話頗可商量。如孫先生所說，道爾頓製在初級中學裏實現以後，學生多有練習實用文的機會，這是真的。但這種練習隻是一種“試行錯誤法”TriasandErrormethod的學習，效力是不易見的。因為除國文外，各科的筆記之類，教者閱時，隻能負實質上考察的責任，無暇再顧到文字方麵。雖然這樣練習，日子久了，或也許有一部分人因了偶然的機緣，能悟出作文的理法；但費了多少力而不能得著效果，或隻得著微細的效果，也是可能的。並且後一種的機數或者還要大些。因此，我想練習實用文，仍以在國文科做為宜；在這裏可以有自覺的努力，按著明確的步驟去努力，效力自然容易見了。但這並不是說全不需要文藝，我極主張應該養成學生們的欣賞力，因為這是豐富的人生的源泉之一；不過不主張以文藝為國文教材的主體吧了。況且極端喜歡文藝的究竟是少數，若以文藝為國文主體，恐於一般學生的趣味也不相宜。我意仍讚成舊部章的精神，即以使學生能自由了解或領解普通文章和一般文藝，並能自由發表自己的思想與情緒為主，領解一般的文藝，便是所謂“涵養文學的興趣”。自由發表情緒一層，也隻概括的說：“發表”含“敘述”意，不專指描寫，但我們自然希望這種敘述多少有幾分是文學的。這從另一方麵說，也是所謂涵養文學的興趣。所以我主張初級中學國文教授，當以練習各體實用文，即練習從各方麵發表情思的方法為主，而以涵養文學的興趣為輔。至於高級中學，那又應當別論。
一九二三年三月記。
前兩年曾和江紹原君談及，哲學上實證主義與理想主義，正如鍾擺之往複，迭為興衰。但每一往複，擺幅必較前增廣，這就不是循環了；後讀Marvin哲學史，也持此說。今日讀該書“論宗教與科學相互之影響”一節（P．57），也有闡明此義的話。他說宗教與科學都代表著人類永遠的趣味，所以各為全人生之一部。在理論上，可以有純宗教或純科學的社會，但事實上是不會有的。一個社會裏宗教太發達了，幾乎沒有科學立足的餘地了，那時候前者便自然要漸漸衰頹，讓後者取而代之。從幾千年的曆史看來，都是如此的；極端的智慧期之後，常是跟著一個浪漫期的。這大概可說因人性求得其平而然。但這兩者就這般永遠地互代麼？有沒有調融的一日呢？
那卻是難說了。
同年八月記。
Marvin書第六章內，論古代文明——大河時代的文明——的基礎不是科學，而是些經驗的，實用的知識Jnformatiun。在這裏他加了一條注（P．61），大意說，由此可以知道現在我們的一班巧匠，機師，政治家，裁判官，商人，銀行老板，軍士，醫生——他們的技能大部分是由試行錯誤法而得，由練習的方法而得，並不由於科學；雖然因科學之故而我們許許多多技能才可成立，是確然的事。這些話的意思是說，現在許多的技能因科學而始成立；但一般人卻還不能明白科學的用處，不能應用它去經濟地得著技能，而仍用那老法子與低等的法子——這是可笑而又可慨的。因此我們對於科學的努力，要格外加勁，方可望有幾微之效；實際上的進步，絕不同我們想的那樣容易！
同年八月記。
《介存齋論詞雜著》中說：
初學詞求有寄托，有寄托則表裏相宜，斐然成章。既成格調，求無寄托；無寄托則指事類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這與胡適之論寄托詩的價值的話，可以互相發明；都很精警，足以解去許多糾紛，開示許多法門。胡先生說：
我以為寄托詩須要真能“言近而旨遠”。……我想“言近而旨遠”是說：從文字表麵上看來，寫的是人人可懂的平常實事；若再進一步，卻還可尋出一個寄托的深意。……言近則越“淺”“近”越好，旨遠則不妨深遠。
言近，須要不倚賴寄托的遠旨也！能獨立存在，有文學的價值。（《文存》一集二二頁）同年九月記。
1924年6月1日，《春暉》第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