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作者：李忠誠 張政勤
舉前賢之未及 啟後學於成規
在北京皇城地安門內鄧小平故居西側，有一個小四合院，人稱“景舜逸書藝館”。一進院，空氣中散發著紙墨的淡淡清香，書卷之氣迎麵撲來。四合院除了藝術館的職能外，還是青少年的書法培訓基地。不時有一些外國客人參觀到訪。日前，記者在會客室裏見到了身著便服、正在伏案審閱《書法禮儀學》大樣的景舜逸先生。提起書法，景先生顯得格外興奮，話題就從《書法禮儀學》談起。
景舜逸說，這本《書法禮儀學》是積四十餘年的書法學習、研究創作和書法教育之經驗，用五年時間撰寫完成的，近日即可出版。書法禮儀是書法文化的重要內容，書法和禮儀密不可分。禮儀溶於一筆一劃的書寫，體現在相合相讓的書法作品中。寫字者要有虔誠之心，誠惶誠恐地對待筆、墨、紙、硯及教材（碑帖）。寫字時要心靜氣順，不可由著自己的性子隨意寫。哪怕是最小的點畫，亦要精心擺放，更不要說立定主筆了。此為寫字之準則，亦有做人之道。
景舜逸說：“書法承載文明，昭示著禮儀。在一字中有筆法之禮儀，結構之禮儀，章法之禮儀。以《曹全碑》字為例：筆法之禮儀，點之粗處為主位，細處為從。橫之仰、俯中間處為主位，兩邊處為從，平筆處粗為主位，細處為從。波橫之雁尾處為主，起筆處為從。豎之粗處為主，細處為從。撇、捺之粗處為主，細處為從。折之方或圓轉處為主，起、收筆處為從。在結構之禮儀上，筆畫又常常作為一字之主筆。如‘穀’字的波橫，‘米’字的豎，‘少’字的撇，‘元’字的捺，‘司’字的折。左右結構字，如‘敏’字為左主偏，‘煌’字為右主旁。左中右結構字，如‘織’（織）字，中間者為正，為靜，為主，左右兩者為側，為動，為從。在通篇章法之禮儀上，正文為主，款題、鈐印為從。然正文字中又有主之主字，如第一行中的第一字為主。而在行距上，第一行又為數行之主行等等。此外，在隸、楷、行、草書字中，皆有圓方之筆。圓筆寓意著天，方筆寓意著地。弧形筆寓意著力量，曲形筆寓意著生命，飛白筆寓意著陽光。所以，習書者每寫一幅作品，都要竭盡全力。慎之又慎，自始至終，不改其誠意，是為禮之意。書法禮儀就是書法文化，就是書法規律、書法的辯證法和藝術美學體現在書法的結字、用筆和章法中。如結字中的避就爭讓、賓主、疏密、寬窄、高低；用筆中的縱橫收放、提按疾澀、粗細、剛柔、線條曲直；用墨的枯潤濃淡；章法的上俯下仰，左顧右盼；節奏的起伏跌宕、舒緩快慢等等，均為書法矛盾的對立統一規則。青少年學書法，不僅僅是學習技法，更要學習書法真諦，學習書法的禮儀，學會做人，擺正自己的位置，處理好周圍的關係。”。
景舜逸說，書法老師的教學和訓導，是來糾正約定俗成的習慣的。沒有字法，字則散亂，無規矩，人亦無禮。字的點畫，長短、粗細、俯仰、向背，如何辨別安置，如不以禮為準則，將無法判斷及定位。學者臨帖，應以一體一帖為準。一體一帖，就是習者要守一。沒有這個“一”作標準，就沒有字的點畫、結構、通篇章法之禮儀。
景先生對書道的闡述，讓人頓開茅塞。據了解，《書法禮儀學》這是我國第一部從書法禮儀的角度闡述漢字的書。景舜逸提出書法禮儀教育並為之踐行是一創舉。對此，北京大學教授、中國文化書院院長王守常先生書贈“舉前賢之未及 啟後學於成規”，以示勉勵。
當記者問到近年來培育青少年學書法的情況時，景舜逸說，當代國學大師、書壇泰鬥啟功對青少年學書法一向極為關心，啟老講：“隻要孩子寫的字，我都會一張一張地看，一字一字地讀。”有一次我帶一名小同學拜訪，啟老說：“現在都用電腦了，對青少年傳授書法藝術很重要，這是中華文化的教育，你做的好。”“對學生以鼓勵誇獎為主，要盡力找出他們身上的優點，加以稱讚。對講的內容要通俗易懂，批改作業，不要多改，要改重要之處。”對啟老的教誨，我都在教學上加以實踐，收效很大。為了鼓勵青少年學習書法，有時我也自掏腰包為孩子買獎品，以示鼓勵。
今人寫古文 當推景舜逸
景舜逸，原籍河北任丘，1959年生於北京，自幼酷愛書畫，師承著名書畫家那啟賢先生，後又跟啟功學字多年，對篆、隸、行、楷、草皆有涉獵，尤擅長石鼓文、鍾鼎文和甲骨文。多年來，他勤奮學習，虛心求教，博覽群書，心追手摹，視諸家碑為至寶，廣博古人名跡。為探求中國古代書法的優良傳統、中國古代美學風格和表現方式，他翻遍了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及首都圖書館。
1987年，28歲的景舜逸舉辦書畫展，導師那啟賢先生是啟功的弟子，為此，拜求啟功題寫展名，啟老欣然應諾。沒幾天，通知景舜逸取字。那天下午兩點，啟老的書房裏有四批客人，第二天還要到新加坡訪問。四批客人全部走後已是晚上六點。見麵後，啟老展紙題寫，並說，你是龍年辦展，特用一枚帶有雙龍圖案的名章蓋上。當景舜逸向那啟賢先生請教如何酬謝啟老時，那先生說：“不用了，他不會要的，你要加倍努力就可以了。”
1990年，31歲的景舜逸發表數千字的長篇論著——《石鼓文研究》。石鼓文是先秦刻在十麵鼓形石上論述遊獵盛況的文字，在我國書法藝術發展史上，承上啟下，書法藝術價值極高。清代康有為稱“石鼓既為中國第一文物，亦當為書家第一法則”，古今學者對這一寶物頂禮膜拜。古有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張懷瓘、韓愈、蘇軾為之著文作歌；今有羅振玉、馬衡、馬舒倫、郭沫若、唐蘭、啟功為之考證、注釋。然而，對其年代、稱謂，摹寫差異則爭議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