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樣。但是無論怎麼樣，封建“非聖人之意”是一定的。在封建的世襲製下，“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聖人那會定下這種不公的製度呢？
本篇除辯明“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這個主旨以外，還設了三個難。末一難是“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製，固不當複議也”。柳宗元便舉出“湯、武之所不得已”來破這一難，已見上。
中一難是“夏、商、周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六代論》開端就說“昔夏、殷、周之曆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杜佑也以為封建製“主祚常永”，郡縣製“主祚常促”。但這也是封建論者一般的意見，因為周曆年八百，秦二世而亡，可以作他們的有力的證據。柳宗元卻隻舉魏晉唐三代作反證。魏晉兩代，封建製還存著，“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唐代改了郡縣製，“垂二百祀，大業彌固”。可見朝代的長短和封建是無關的。頭一難是：“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民），適其俗，修其理（治），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治）乎？”⑦這也是《五等論》裏一層主要的意思，而且是陸機自己的見解——他那“共憂樂，同安危”的論據是襲用曹的。這裏他說：“五等之君為己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何以征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誌；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民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誌。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土，眾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之義。”“共憂樂，同安危”，是從治者方麵看，“施化”的難易是從受治者方麵看。
這後一層的重要僅次於前者，也是封建論者一種有力的論據。
所以本篇列為頭一難。別的兩難，柳宗元隻簡單的駁了過去；隻對於這一難，卻曆引周秦漢唐的事跡，證明它的不正確。他對於“共憂樂，同安危”那個論據，除建立了新的替代的“勢”的理論外，也曾引周秦漢唐的事跡作證。這一難的重要性由此可見。篇中兩回引周秦漢唐的事跡，觀點卻不同。一回著重在“製”，在治者；一回著重在“政”，在被治者。但從實際的政治裏比較封建製和郡縣製的得失，卻是一樣的。
照全篇所論，封建製有三失。一是“諸侯盛強，末大不掉”，天子“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③。二是“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治）國寡”⑧。三是“繼世而理（治）”，君長的賢不肖未可知，“生人（民）之理（治）亂未可知”。因為“末大不掉”，便有陸機說的“侵弱之辱”，“土崩之困”；本篇論周代的末路“判為十二，分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③，正是這種現象。因為“列侯驕盈，黷貨事戎”，便不免“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的情形⑩。而這兩種流弊大半由於“繼世而理（治）”，便是所謂“世襲”。“生人（民）之初”，各級的君長至少是“智而明者”，此外“有兵有德”；越是高級的君長德越大②。雖然在我們看，這隻是個理想，但柳宗元自己應該相信這是真的，他也應該盼望本篇的讀者相信這是真的。那麼，封建製剛開頭的時候，該是沒有什麼弊病的。弊病似乎起於“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②。這就是“繼世而理（治）”。“繼世而理（治）”的嗣君不必是“智而明者”，更不必“有德”。這種世襲製普遍推行，世君之下，又有“世大夫”，使得“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這不是和“生人（民）之初”“智而明者”“有德”者作君長的局麵剛剛相反了嗎？自然，事實上世襲製和封建製是分不開的，是二而一的。可是柳宗元直到篇末才將“繼世而理（治）”的流弊概括的提了一下，似乎也太忽略了這製度的重要性了？不，他不是忽略，他有他的苦衷。他生在君主世襲的時代，怎能明目張膽的攻擊世襲製呢？他隻能主張將無數世襲的“君長”歸並為一個世襲的天子，他隻能盼望這個世襲的天子會選賢與能去作“守宰”。篇中所論郡縣製之得有二。一是“攝製四海，運於掌握之內”④，便是中央集權的意思。二是陸機所謂“官方（宜也）庸（同‘用’）能”；按本篇的說法，便是“孟舒、魏尚之術”可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可得而行⑩——一方麵也便是聖賢有以立於天下。但本篇重在“破”而不在“立”，封建之失，指摘得很詳細，郡縣之得，隻略舉綱目罷了。
本篇論曆代政製的得失，隻舉周秦漢唐四代。“堯、舜、禹、湯之事遠”③，所以存而不論。堯舜禹湯時代的史料留傳的太少，難以考信，存而不論是很謹慎的態度。“及有周而甚詳”③，從周說起，文獻是足征的。不但文獻足征，周更是封建製的極盛時期和衰落時期。這裏差不多可以看見封建製的全副麵目。這是封建製的最完備最適當的代表。而周代八百年天下，又是封建論者所豔羨的，並且是他們憑借著起人信心的實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