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天下之道，理（治）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治）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治）；繼世而理（治）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民）之理（治）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民）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製使至於是乎？吾固曰：
“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指 導 大 概本篇是議論文，而且是議論文中的辯論文。辯論的題目是封建製和郡縣製的得失。辯論的對象是魏代的曹，他作《六代論》，晉代的陸機，他作《五等論》，都是擁護封建的人；還有唐代的杜佑等。曹、陸的論，《文選》裏有；杜佑等的意見，載在《唐書·宗室傳讚》裏——那“讚”裏也節錄了本篇的文字。本篇著重實際的政製，所以曆引周秦漢唐的事跡作證。
但實際的政製總得有理論的根據；曹、陸都曾舉出他們理論的根據。柳宗元是反對封建的，他也有他的政治哲學作根據，這便是“勢”。他再三的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①②。
這是全篇的主旨。柳宗元生在安史亂後，又親見朱氵此、朱滔、李希烈、王武俊、吳少誠、吳元濟、王承宗諸人作亂。這些都是“藩鎮”，都是軍閥的割據。篇中所謂“叛將”，便指的這些人。他們委任官吏，截留稅款，全不把朝廷放在眼裏。這很像“春秋時代”強大的諸侯。柳宗元反對封建，是在這一種背景裏。他是因為對於當時政治的關心才引起了對於封建製的曆史的興趣；所以引證的事實一直到唐代，而且對於當時的局麵還建議了一個簡要的原則，供執政者參考。——柳宗元是唐朝的臣子，照例得避本朝帝王的諱。太宗諱“世民”，文中“世”作“代”，“民”作“人”——文中有兩個“民”字⑩，大概是傳刻的人改的。高宗諱“治”，文中作“理”。當時人都得如此，不獨柳宗元一個。今在想著該是避諱的字下，都用括弧注出應作的本字，也許看起來明白些。
曹、陸都以為封建是“聖人意”。《六代論》說，“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五等論》也說，“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製，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製曠終乎因人。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同“裁”）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共憂樂，同安危，便是封建製的理論的根據。曹、陸都說這是“先王知”，可見是“聖人意”。這是封建論者共同的主要的論據。柳宗元反對封建，得先打破這個論據。這是本篇主要的工作①—⑥。“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便是針對著曹、陸的理論而發的。柳宗元還說：“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①那麼，不但“封建非聖人意”，聖人並且要廢除封建，隻是“勢不可”罷了。說到“勢”，便得從封建起源或社會起源著眼，這便是所謂“生人（民）之初”①。柳宗元似乎不相信古傳的“天作君師”說（《孟子》引《逸尚書》）；他以為“君長刑政”起於“爭”。人與人因物資而爭，其中“智而明者”給他們“斷曲直”，施刑罰，讓他們息爭。這就是“君長”。有“君長刑政”然後有秩序，然後有“群”。
群與群又因物資相爭，息爭的是兵強德大的人；於是乎有諸侯。諸侯相爭，息爭的是德大的人；於是乎有方伯、連帥。方伯、連帥相爭，息爭的是德更大的人；於是乎有天子。“然後天下會於一”②。群的發展是自小而大，自下而上。這是柳宗元的封建起源論社會起源論，也就是他的政治哲學。所謂“勢”，就指這種自然的發展而言。他的理論大概是從《荀子》來的。《荀子·禮論》篇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製禮義以分之。”《君道》篇又說：“君者，何也？
曰，能群也。”這便是“君長刑政”起於“爭”的道理，不過說得不成係統罷了。“假物”也是借用《荀子·勸學》篇“君子……善假於物”的話，篇中已提明荀卿。至於那種層次的發展，是恰和《墨子·尚同》篇所說翻了個個兒。《尚同》篇以為“正長”“刑政”起於“亂”；而封建的社會的發展是自天子至於“鄉裏之長”，是自大而小，自上而下。柳宗元建立了他的封建起源論社會起源論，接著就說“自天子至於裏胥，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②。這是說明封建的世襲製的來由，但未免太簡單化了些。
可是社會的自然發展是“勢”，聖人的“不得已”也是“勢”。
篇中論湯武不革除封建製的緣故道：“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
“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不免是姑息，不免是妥協。所以接著便說，“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這種“不得已”出於私心，雖然也是“勢”，卻跟那聖人也無可奈何的“生人（民）之初”的“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