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擇》表現了反腐敗鬥爭實質上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社會上兩種力量你死我活的較量。這些腐敗分子就在我們身邊。他們本身都是領導，他們甚至占據著反腐敗的位置，直接掌握著反腐敗的權力。
槍在他們手裏拿著，他們絕不會把槍口對準自己。一來你反不著他，二來隻要發現有什麼人想反他們，他們就立刻把槍口對準你。正是他們在肆無忌憚地掠奪著國家和人民的財富，踐踏著黨的形象，卻一個個都代表著黨，代表著國家，代：表著人民。《抉擇》反映了反腐敗鬥爭的複雜性、艱巨性、緊迫性：“要麼腐敗把我們最終消滅，要麼我們把腐敗徹底根除！”《抉擇》對於反腐倡廉發出了強烈的呼喚：“我們決不會像一些人說的那樣，為了繁榮，就會讓那些腐敗分子為所欲為，就會對那些腐敗行為坐視不管！恰恰相反，隻有徹底地清除腐敗，搞好廉政建設，才能使我們的社會更加繁榮，才能使我們的改革更加深入，才能使我們的國家更加穩定，才能使我們的人民更加富強！”《抉擇》流露著作家強烈的責任感。
《抉擇》描寫了廣大群眾和各級幹部在同腐敗勢力較量中表現出來的決心和力量，並且在這場較量中取得了勝利。這是作品的理想主義所在。張平認為：“作家不是救世主，但作家絕不可以遠離時代和人民。不關注時代和現實、沒有理想和責任的作家，也許可以成為一個出色的作家，但絕不會成為一個偉大的作家。”《抉擇》代表著新現實主義對社會重大問題所做的深刻的探索，體現出新現實主義並不乏理想。
張平的近作《十麵埋伏》（1996）描寫一起牽涉監獄內外社會各個階層的重大案件，以及各個階層圍繞此案展開的殊死的較量，體現了作家對當前嚴重的社會問題所給予的深深的關切。
王躍文（1962～）的長篇小說《國畫》（1999）以主人公朱懷鏡的宦海沉浮為主線，塑造了一批生存於權力中心的人物，刻畫他們的神貌，探索社會醜惡及腐敗滋生的原因，同時也描寫了社會的正氣和良知，表現了深切的憂患意識。
周梅森的長篇小說《中國製造》（1999）和他此前發表的《原獄》（1996）、《人間正道》（1996）、《天下財富》（1997）的相似之處是在描寫貧窮、落後、血淚一一甚至不乏血腥的同時，也呼喚良知、正義、理想。《中國製造》走進了官場，越過了經濟生活而深入到政治生活。《中國製造》的現實主義品格更加濃厚了。作品截取了市委書記換屆這個信息最為活躍的時刻，展示下至鄉鎮幹部、上至副委員長眾多的處於權力中心的人物形象和他們複雜細膩的心理活動。他們沒有一個人是“聖人”。他們既要瞻前，又要顧後；既要看著上司，又要考慮下屬。
他們全被錯綜複雜的關係鉗製住了，除了在1998年的抗洪嚴重時刻，誰都無法施展自己的才能。新任市委書記雖躊躇滿誌，可是接任以來一項重大決策也做不出來。“反腐敗之劍”孫亞東為大多數人所不理解，被蓄謀傷害成了植物人以後，他的襟懷、人格才被發現。因才智一度被人無視而當了多年甩手幹部的田立業，剛剛有機會以縣委代理書記的身份，快刀斬亂麻般地處理了一兩個重大事件，他的“代理”時間也就到了，莫名其妙地被調回，而且還沒有任何位置好安排。抗洪中，他為救助別人，自己活不見人，死不見屍——滔滔洪水之中才是他的歸隱之處。原縣委書記耿子敬貪汙受賄款項驚人，創下了縣裏兩套班子一起垮台的全國紀錄，可案發前他卻受到絕對的重用。作者以較為深厚的生活體驗和對於現實的思考，暴露了高樓大廈後麵的陰影，霓虹燈下的血淚，以這幅我們中國特有的官場生活的真實長卷，發出了對這個龐大、臃腫、低效的行政機構進行改革的呼籲。
王火的長篇小說《霹靂三年》（1999）讓我們重溫自1946年6月到1949年6月腐敗透頂的國民黨政權大潰退的曆史，在整整五十年後的今天，以史為鑒。《霹靂三年》和《中國製造》以不同的題材表現了相近的主題，向我們發出了相似的警示：隻有把反腐倡廉問題當成關係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來抓，才能使中華民族興旺發達，以勢不可擋的姿態駛進新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