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知道自己從哪兒得來的這種品位。他父親是一位音樂教授——對這種藝術形式來說，無可爭議的大師都是德國人，而不是法國人。但對迪特爾來說，父親枯燥的學術生涯單調乏味，讓他難以忍受。他當了一名警察，這嚇壞了他的父母，他是第一批作出這種選擇的德國大學畢業生之一。到了1939年，他已經成為科隆警方刑事情報部的負責人。1940年5月，海因茨·古德裏安將軍的裝甲坦克車越過色當的默茲河，一周之內橫掃法國，直抵英吉利海峽，這時，迪特爾便興衝衝地申請入伍。因為他當過警察，部隊立刻把他安排到了情報部門。他能說一口流利的法語，英語也夠用，所以就讓他擔任審訊被俘囚犯的工作。他天生就是這塊料，在工作中獲取了不少有利戰事的情報，他自己也深為得意。在北非，他的工作成就已經受到隆美爾本人的注意。
他喜歡在必要時用刑，但他也樂於用更巧妙的手段去說服他人。他就是用這種方式把斯蒂芬妮弄到手的。她端莊、感性、精明，是巴黎一家女裝店的老板，經營女式帽子，它們時髦得過火，也昂貴得作孽。不過，因為她的祖母是猶太人，她的厄運也就到了。她失去了自己的商店，在法國監獄裏被關了六個月，她是在前往德國一個集中營的路上被迪特爾搭救下來的。
他完全可以強行霸占她，她當然也是這麼想的。沒人會對此提出抗議，更不用說懲罰他了。但他沒有這麼做。他給她提供食物，讓她穿上新衣服，把她安置在他公寓中一間空餘的臥室裏，一直溫和體貼地待她，直到一天晚上，在一頓鵝肝配拉塔希美酒的晚餐後，他在熊熊煤火爐前的沙發上美美地誘奸了她。
但是今天，情況就不同了，她成了他偽裝的一部分，他又一次為隆美爾工作了。陸軍元帥埃爾溫·隆美爾號稱“沙漠之狐”，現在是保衛法國北部的B集團軍群司令。德國情報機構預計盟軍在今年夏天會發動進攻。隆美爾沒有足夠的兵力防守數百英裏脆弱的海岸線，因此他采取一種大膽的戰略靈活應對：把部隊營地駐紮在離海岸數英裏的內陸，一旦哪裏需要就迅速部署到位。
英國人對此有所了解——他們也有自己的情報機構。他們的對策是破壞隆美爾的通信設施，減緩他的反應速度。英國和美國的轟炸機不分晝夜在對公路、鐵路、橋梁、隧道、車站和貨運編組站進行轟炸。抵抗組織炸毀了發電站和工廠，把火車掀出軌道，切斷電話線，並派出年輕女子往卡車和坦克車的油箱裏灌沙子。
迪特爾的任務是確定關鍵的通信設施目標，預估可能攻擊這些目標的抵抗組織的實力。在過去幾個月，他以巴黎為基地，在法國北部各地巡視了一番，訓斥在崗位上打盹的哨兵，整肅閑散懶惰的部隊長官，加強對鐵路信號箱、火車棚、停車場和機場安全控製塔的安全警戒。今天，他要對這個具有巨大戰略重要性的電話交換站進行一次突擊視察。所有來自柏林最高統帥部的電話聯絡，就是通過這個建築，轉往整個駐紮在法國北部的德國軍隊。電傳信息也經由此地，而目前大部分的命令都用這種手段傳遞。如果交換站被摧毀，德國人的通信就癱瘓了。
盟軍顯然知道這一點，也嚐試轟炸過這塊地方，但成效不大。因此，這個地方成了抵抗組織發動攻擊的最佳候選目標。可是，按迪特爾的標準來看，這裏的安全防衛鬆鬆垮垮，實在讓人氣憤。這種狀態可能是受了蓋世太保的影響，他們也在同一座建築物內。所謂蓋世太保也就是國家秘密警察局，裏麵的人受到提拔並不是因為有頭腦有能力，主要靠的是對希特勒和法西斯主義的忠誠和熱情。迪特爾已經在這裏逛了半個鍾頭，到處拍照，而負責守衛這裏的官兵竟沒有一個人過來幹涉，這讓他感到越來越憤怒。
不過，教堂的鍾聲停下來後，一個穿著少校軍服的蓋世太保軍官裝模作樣地走出城堡的大鐵門，衝著迪特爾走過來。他用很蹩腳的法語喊道：“把相機拿給我！”
迪特爾轉過身去，假裝沒聽見。
“城堡禁止拍照，你這個蠢貨！”這人叫嚷著，“你沒看到這裏是軍事設施嗎？”
迪特爾轉過身去，悄悄用德語回答：“過了他媽的這麼久，你才發現我在這兒。”
這人吃了一驚。穿便裝的人一般都很害怕蓋世太保，可這個人不。“你說什麼？”他說，語氣已不那麼嚴厲。
迪特爾看了一下他的手表：“我已經在這兒待了三十分鍾，我完全可以拍好幾十張照片，早早地溜掉了。你是負責安全的嗎？”
“你是誰？”
“迪特爾·法蘭克少校，隆美爾陸軍元帥的隨從人員。”
“法蘭克！”那人說道，“我還記得你。”
迪特爾皺著眉頭看了看對方。“我的上帝，”接著他恍然大悟，“威利·韋伯。”
“武裝黨衛軍少校韋伯願意為您效勞。”像大多數高級別的蓋世太保一樣，韋伯有黨衛軍的SS軍銜，他覺得這比他的普通警銜級別更高。
“噢，該死。”迪特爾說。難怪安全戒備這麼鬆懈呢。
韋伯和迪特爾曾在科隆一起當過警察，那時他們都二十多歲。那時迪特爾步步高升，韋伯則處處失意。韋伯對迪特爾心有不滿，把他的成功歸於他的特權背景（迪特爾的背景算不上多有特權，隻是韋伯這樣認為，因為他自己不過是一個搬運工人的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