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的“特區”
權威演講
改革永遠是一個用新利益來改革舊利益的過程。也就是說，改革永遠是一個新舊利益之間的博弈過程。也很顯然，把上海自貿區置於中國通過對外開放促內部改革的發展模式的內容中，就比較容易理解其背後的政治理性。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以下簡稱上海自貿區）從提出方案到開始運作，隻花了短短幾個月的時間。這麼大的一個工程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確定下來，這一過程本身就表明中國的執政黨和新領導層巨大的改革決心和動力，改變了過去多年來沒有重大改革，尤其是沒有重大改革突破口的嚴峻情況，把國家的改革和發展推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用體製創新推動體製改革
中國社會正處於巨大的轉型期。轉型表明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麵的巨變，而巨變需要製度的改革。道理很簡單，隻有通過體製改革，才能實現現存體製和變化了的現實之間的一致性。可是，現實的情況是，體製與變化了的現實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因為很長時間沒有有效的改革，各方麵的既得利益很快成長起來了。既得利益的成長又使得改革越來越困難，因為既得利益具有足夠的動力來維持和擴張自身的利益。在現實中，既得利益就是部門利益，往往和國家、社會的整體利益相悖。因此，它們追求自身利益的能力越強，符合國家、社會整體利益的改革就越困難。不過，誰都很清楚，這樣的情況已經很難維持下去了。一旦現存體製和現實變得不相關了，體製的生存也就沒有了基礎，要麼自我衰落，要麼被變化了的社會現實所改變。
正因如此，近年來，無論是執政者還是社會都在談論體製改革，呼籲體製改革。人們也都意識到，改革是紅利，隻有通過繼續改革，才能有收獲。不過，一個嚴峻的現實是，體製改革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很簡單，要進行體製改革，就要觸動體製背後的既得利益。問題在於，每一重大的體製背後（例如國有企業、銀行、公務員、事業單位、大學等等）都是巨大的既得利益，要觸動這些龐大的既得利益談何容易！盡管人們可以豪言壯語地說要改革既得利益，但一旦真正觸動了既得利益，改革者本身就往往首先敗下陣來。這樣的例子無論在曆史和現實中舉不勝舉。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必須選擇更加有效的改革策略，那就是體製創新。上海自貿區就是體製創新的典型案例，希望通過體製創新來推動體製改革。
體製創新的紅利毋庸置疑。可以從幾方麵來看：第一，體製創新可以回避直接觸動既得利益所帶來的巨大風險。體製創新就是在既得利益之外培養新的利益。盡管這樣做，也會遇到既得利益的阻礙，尤其是官僚體製的阻礙，但這種阻礙遠較直接觸動既得利益為低，是可以加以克服的。第二，新的利益成長起來之後，就可以對既得利益構成競爭和壓力。麵對競爭和壓力，既得利益本身就會產生改革的動力。第三，改革既得利益需要成本，既得利益越大，成本就越大。由誰來承擔這些成本？改革者不能承擔，政府不能承擔，唯一能夠承擔改革既得利益所帶來的成本的隻有新利益。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改革永遠是一個用新利益來改革舊利益的過程。也就是說，改革永遠是一個新舊利益之間的博弈過程。也很顯然，把上海自貿區置於中國通過對外開放促內部改革的發展模式的內容中，就比較容易理解其背後的政治理性。
不難理解，以開放促改革一直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重要經驗。在後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實際上早於內部改革。在毛澤東去世之後和鄧小平登上政治舞台之前，就已經開始開放政策了。華國鋒時期，中國發生了當時稱之為“洋躍進”經濟發展運動。這場運動就是試圖通過引入外資、技術和設備來發展國內經濟。盡管這場“洋躍進”被視為華國鋒的重大錯誤之一，但正如後來胡耀邦所說的，這不能算是華國鋒的錯誤。在一個貧窮的國家進行改革，開放是有效的途徑。後來的曆史也證明，這個方向並沒有錯，隻是當時過於強調速度，不符合當時中國有限的國力。
以“經濟特區”為載體
等到鄧小平再次登上政治舞台，中國領導層就正式把對外開放確立為中國的基本國策。上世紀70年代末，“文革”結束了，中國仍然處於老百姓生活水平極其低下的“貧窮社會主義”狀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結束之前的階級鬥爭，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但如何實施這一國策則是另外一回事情。在麵臨舊體製和既得利益阻礙的情況下，如何才能找到改革的突破口？鄧小平選擇了以“經濟特區”為載體的對外開放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