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是半地下室，高於地麵能透進光線的窗戶隻有十幾厘米高，潮氣是有的，但由於人多便散發了。男男女女每天人來人往，生活永遠是熱鬧的。每天都會議論藝術與片子的拍攝，甚至會爭論得麵紅耳赤。那時的手機是奢侈品，因此離家甚久的人會在夜晚到辦公室給父母打一個問候的電話，然後踩著夜色回到地下室這個熱鬧的家。
白岩鬆說那時候一共搬過8次家，直到2000年，他才有了自己的房子，真正的家。這一切對於他來說都不算是苦難，甚至回憶起來還多少有點留戀的味道。這之中，還有其它的一些因素時常困擾著流浪的人們。比如說，心中永遠的漂泊感、變換了生活環境以後的感情生活，不是中央電視台的正式職工，因此沒有任何福利，沒有對於分房子的渴望，沒有借資料的資格，甚至還有某些正式職工的白眼，出去采訪時不公正的待遇等等，這一切都曾經在局部的時間裏刺痛過流浪的心，但很快就過去了。
為什麼這麼快，因為他還年輕。
“做新聞，就是靠努力尋找一點點卑微的成就感”
“十七年了，你生活的主題就是新聞，有厭倦嗎？”
“經常有，如果從入廣院的那一天算起，新聞在我生活中已經開始26年，做電視也即將18年，眾所周知做記者在中國很不掙錢，在全世界都是不掙錢的。那支撐我們的是什麼？就是那點小小的成就感……”
也就是這一點小小的成就感，讓白岩鬆—直堅持到了今天。
1993年，中央電視台準備推出一個早間新聞欄目《東方時空》，那是白岩鬆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廣播報》做編輯的第4年，在崔永元的推薦下，他在這個新欄目裏兼職做策劃。
幾個月後，製片人見他反應迅速、思維敏捷、語言犀利，就讓他做主持人。第一次出鏡時，欄目組要白岩鬆自己找衣服。那時的他連一套像樣的西裝都沒有，還是從朋友那裏借了一套高級西裝，而這套不太合身的衣服也成就了他最終的“熒屏首秀”。
回憶起自己的第一次，白岩鬆也認為自己膽子挺大的：“跨度挺大的，因為主持人對台詞的要求很高，這是成為主持人的基本條件，幸運的是不管是報社還是這裏，大家都是做新聞，在報社是用文字，在這裏是用語言。《東方時空》又是一個全新的節目，主持人需要質樸，所以沒有那麼高的要求。”
即使要求不高，畢竟不是學播音出身，主持節目時經常發音不準，讀錯字。當時，台裏有規定，主持人、播音員念錯一個字罰50元。有一個月，白岩鬆不僅被罰光了工資，而且還倒欠欄目組幾十塊錢。那時，他的身份還是“借調”，倘若不能很好地勝任工作，就要被退回去，這是好強的白岩鬆所無法接受的。那段時間，白岩鬆的神經就像拉得滿滿的弓，常常睡不著覺。為了盡快進入角色，適應台裏和觀眾的要求，白岩鬆總是從字典裏把一些生僻的字和多音字挑出來，注上拚音，反複朗讀；有時在嘴裏含一顆石頭，練習繞口令……
正是因為總是和自己“較真”，白岩鬆變得越來越像主持人了。
這個節目就像在長期封閉的令人有些窒息的電視機製裏打開了一扇通氣的大門，讓很多早就渴望自由的青年電視人有了追夢的地方。也正是這個節目，讓白岩鬆“走”進了千家萬戶，走進了中央電視台。僅僅兩年時間，他就拿到了主持界的最高榮譽——金話筒獎。香港回歸、三峽大壩截流、國慶五十周年慶典、澳門回歸、27屆奧運會，神舟飛船發射報道……他永遠衝在最前線，哪有白岩鬆，哪就有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