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元沁看話劇那天，很晚很晚了，我給小田打電話。
我也不知道想和他說什麼，就不假思索撥了他的號碼。要是你在不知道該說什麼的時候打了某人的電話，又不怕攪擾了他，那這個人大概可以算你的朋友了。
這樣的電話，我隻可以打給兩個人，就是小田和端木。
當時小田沒有接電話，稍後才打過來。他在公寓附近的娛樂城蒸桑拿。他說，不管元沁現在是我哪種性質的朋友，我都沒必要說那句“世上就沒有重圓的破鏡”。我說我知道，但我的脾氣就是這樣，有時候就是喜歡把話說得很重很難聽。
“你這人就是情緒化嘛，開朗的時候見了誰都一副笑臉，有時又那麼心事重重的。”
“我沒事，隔一段時間就會來那麼一下。”我說。
“建議你多看點輕鬆有趣的電影，像周星弛的、jimcarrey的，還有憨豆。”
“可據說這些演員本人都長期受著抑鬱症的困繞，有些滑稽吧。我這人本質上還是達觀的，二十年之內，應該不會患上抑鬱症。”
“認識你也有好幾年了，”他不滿似的說，“你從頭到尾沒有一點變化，仍在辛苦地堅持自己。”
我本想反駁，話到嘴邊又忍住了。我既然認為自己還有二十年的保鮮期，就不必急吼吼地對別人的斷語加以辯解。我們是在上大學時認識的。當時我讀的是國際經濟專業，課程乏味而且大而無當。曾經找過係主任和教務處主任，表示想換個專業，但我的遊說沒有成功。我就經常逃課，去校外閑逛，泡網吧，也做過一些市場調查之類的兼職。賭博機之類的我也玩過，但並不上癮，輸了五百多塊後我再也不碰它了。我也喜歡泡圖書館，隨意地看書。
因為很少上課，《高等數學》不及格重修了一次。我意識到這種科目靠考前突擊很難奏效，但上《線性代數》、《概率論和數理統計》時我還是沒上什麼課，奇怪的是，最後居然都考了七十多分。考《線性代數》我甚至提前交卷半個小時，班上有女生因此稱我為“世外高人”。
中學時語文課成績幾乎一直是年級第一名，但我課餘似乎不太喜歡看小說。到了大學有時間了，我的小說也看得不多。各學科、各門類的書我都喜歡隨便翻翻，對於科學的興趣比高中時濃厚多了，但並沒想過要去認真研究點什麼。
中學時我的生物課也是年級裏最好的，曾經想過當一個生物學家，看來我離這個目標越來越遠了。
當我的同學們都在教室裏為了前途而讀書的時候，我躲在圖書館裏因為好奇而讀書。在我看來，知識本身即是財富，哪怕它不能換來貨幣。
我的那些同學們不是這樣想，你就是告訴他們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他們多半還會撅著可愛的小嘴追問你：
“那麼，是上半部《論語》還是下半部呢？說具體些嘛，免得我浪費時間看完一整部。”
大一還沒有結束，我就意識到，校方每天忙的事情就是收錢、征地、購買設備、申報博士點。中國隻有教育產業，沒有教育事業。
我的家境並不寬裕，有時缺錢花了，我就弄點東西在校園裏賣一賣。我賣過的有盜版書、盜版cd、信紙、電腦耗材、男生的衣服和女生的小飾件。我甚至還替人代考過兩次六級。
有同學見我當小販，替我感到難為情，可我覺得這沒什麼。
在我們係裏，有人每周要吃兩次鮑魚，有人月生活費才兩百元。我一邊指責這個社會不公平，一邊或有意或無意地為一些不公平推波助瀾，替人代考即是一例。也就是說，我從來就不是足夠正直的人。
我唯一一次家教經曆是在大一的時候，雇主是一位漂亮的單身母親，學生是她漂亮的雙胞胎女兒，在讀初一。我教給她們一個單詞“toilet”，她們都紅了臉，已經有了美好的羞恥心。三個人坐那麼小一張桌子，難免發生身體上的接觸，這時，女孩也會羞澀地紅臉。她們已經什麼都懂了。
同時跟三個漂亮女人打交道，感覺多少有些刺激，到她家去了幾次之後我就再也不去了。那兩個小女孩再也不會不停地叫我“古老師”了，那位喜歡戴貝雷帽、卡車夫帽、漁夫帽等各種帽子的單身母親再也不會殷勤地把綠豆百合湯端到我麵前了。
後來我想，除了性方麵的危險因素，我不去她家的另一個原因大概是，我不太習慣同時得到許多人殷勤的包圍。
我有時也收集點材料寫點兩千字以內的經濟述評，投給各地報刊混稿費。一般我投兩篇就能發一篇，一個稿子在各地重複發表幾遍的齷齪事，我也幹過。
同寢室的知道這事後都很詫異，沒料到我專業課成績平平居然還能源源不斷發表文章，甚至還有幾個省的社科院或財經類院校請我去參加“學術研討會”。
其實，我專業課成績差隻是因為不上課又不肯背筆記罷了。我真正厭惡的，隻怕並非專業，而是大學填鴨式的教育方法，那簡直和中學如出一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