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之後，回憶投身保釣運動的青春歲月，李黎說：“若是沒有釣運，我可能不致中斷文學寫作，更不至於15年回不了台灣；我的第一本小說集《西江月》不會在北京出版，而文字裏對家國的關懷也不會那樣強烈；後來兩岸都有文評家說我有深深的中國結。”
然而她的熱血沒有冷卻，釣運之後持續在南加州默默支持台灣的“黨外運動”；投稿《鼓聲》、《夏潮》；幫葉芸芸辦《台灣雜誌》。1980年美麗島事件後，也曾與葉芸芸到洛杉磯，伴陪照顧以絕食方式向國民黨政府抗議的艾琳達；並為拯救陳明忠出錢出力……不過你如果問她屬於紅藍綠哪個陣營？她會告訴你：“在我的心目中和行動裏，從來沒有顏色，隻有正義和非正義的區分。”
李黎1982年以《最後夜車》獲得聯合報短篇小說獎時，在得獎感言裏曾寫道：“我長大在一個沒有戰亂的年代，記憶中沒有烽煙饑饉、顛沛流離，卻是我們這一代人作出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知識分子的海外移民……在曆史的負荷與異國歲月的催迫中，漸漸了然了兩個解不開的愁結：國家的分裂，自我的流放。”即使如此，李黎總在心裏埋著淡淡的微光，保持著對生命的希望與樂觀，以及那些感動著她的，人與人之間的關懷與愛。
李黎的文字淡雅簡煉，不疾不徐，陳映真形容她的語言“有一種獨特的素淨之感。質樸、冷靜、有時甚至是近於木訥的。這種質樸的原點，幾乎叫人驚異地發現到這質素的語言在思想和情感的表現上的豐富可能性。“
李黎自己則對寫作時透露出來的理性以及適度保留想像空間的方式有另一種見解。她說：“我受到沈從文的影響很大，相信含蓄的、不叫出口的力量更大。”讓作者與作品保持一種距離書寫，把故事的枝枝節節修剪利落，“這種留白，為讀者保留了想像的空間，讓讀者的閱讀變成一種再創作的過程。”《失去的龍》、《城下》等作品，都讓人深刻享受到餘味猶存的思索。
這種來自於中國繪畫概念的“留白”，也讓李黎的作品展現了強烈的畫麵感，讀她的小說彷佛在看一部電影，人物、空間、對白、動作，都躍然紙上。李黎說：“我雖然沒有學過編劇，但總能很自然地就完成劇本的寫作。”例如1992年出版的長篇小說《袋鼠男人》，將男人與女人角色對調，敘述男人經曆懷孕生子的身心變化過程，後來由台灣的中央電影公司拍成電影，她還親自改編劇本。由於題材新穎，電影放映之後曾引起各界的討論。
對於自己定居美國40年仍堅持以中文創作，李黎笑說：“我用中文寫作，當然英文不夠好是一個原因，但主要是選擇用母語書寫來跨回身體越過的那條‘不回歸線’。”李黎選擇“把故事說給自己的‘家人’聽”；她不斷地寫，不斷地送回台灣發表，“就好像在給故鄉寫一封一封的信”；回不了台灣的那段日子，文字是她與自小成長的故鄉唯一的聯係。
對於近年來從中國大陸出去的留美作家選擇以英文創作，李黎認為，“他們經曆過特殊的曆史過程，所以帶著絕決的心，迫不及待要割斷與原生文化的關係，這種心情是很難想像但可以理解的。”
90年代初，李黎搬到北加州，對於社會改革的熱情始終沒有消失。她加入了由當年參加或支持釣運，或是因釣運而結為夫婦的朋友們所成立的“華美文會”，把運動的熱情轉移到社會公益事務的推動：例如中文學校、防癌協會、支持台灣和大陸的救災，以及對中國內地貧困學生的教育補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