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開裙子看暗瘡
“盛世”華服下究竟都掩藏了些什麼？要想掀開裙子看暗瘡，顯然需要一個解剖曆史案例的實證方法，首先要解決兩個問題，即：1、取樣的時間節點。2、取樣的版本可信度。
本文選擇的時間節點，是康熙十二年（1673年），其理由一是清軍入關（1644年）已整整30年，各地“反側初平”，江山基本坐穩。二是康熙那年20歲，已做了12年皇帝，親政（1667年）也已6年，他不但已剪除了鼇拜，並開始策動針對吳三桂等的“削藩”，故此這正是康熙帝年輕有為的時代。
至於取樣版本，本文選用的都是同期（康熙十二年）監察禦史的奏折。清王朝自崇德元年（1626年）即設都察院，作為全國最高監察機構，主要職責是“查核官常，振飭綱紀，彈劾不職官員”，差可戲稱“老紀委”。監察禦史的奏折，基本上可看做“老紀委工作報告”，其中原汁原味兒地保留了對“盛世”政治生態的準確記錄，其版本的可信度顯然較高。
“老紀委”報告
報告1：江南道監察禦史徐旭齡的奏折（康熙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針對的是四川地方官員李民聖。這位李大人自康熙二年至十一年的10年間，被查實的貪汙行為就有49起。徐旭齡禦史形容這位大貪官“其敲骨吸髓，峻法嚴刑，無日不派裏甲，無物不取民間，抑何湯火遺黎遭此豺狼殘嗤？”更為重要的是，李民聖為惡的10年間，居然經曆了兩次“幹部考核”—“大計”，所獲評語竟然不是“招懇多方”，就是“備賑恤民”，把黑的完全說了成白的。為什麼會有如此結果？徐旭齡分析說：“不肖官員平日所以不畏民怨，科斂髒私者，無非以浸潤彌縫可以接納上司歡心，及當計察，即有物議，不過厚賄夤緣，便可脫漏法網。”所以，朝廷製定的“典計雖嚴，而貪官終有恃而無恐。”這顯然已不是個別官員的問題，而分明是體製性病灶所致。
報告2：掌江南道事監察禦史熊一瀟的奏折（康熙十二年九月初六日），則記載了當時朝臣不顧民生死活，盡情享樂的奢侈淫靡。他開篇就寫道：“竊惟今之日，民窮極矣，皆起於官之貪；今日之官貪極矣，皆起於用之侈。”那麼，熊一瀟在江南看到的官場究竟奢靡到什麼程度呢？奏折說：“如一宮室也，官吏之長廊廣廈，思營繕者未必盡停；如一衣服也，男女之珠玉錦繡，好華靡者未必盡止。至於宴會，此往彼來，尚有酣歌恒舞之風。至於車馬聯鑣，接隊尚多鑲寶裝金之飾。”這還隻是形象的描述，數字化的記載是：“一日之費，可糜八口終歲之需；一物之精，可值十家中人之產。”熊一瀟還揭露：雖然“清廉者名之甚美，貪汙者名之甚惡”，但是官場風氣已成，誰能獨善其身，所以才形成了“即有欲廉而不可得者”的強迫性世風。
報告3：江南道試監察禦史趙之鼎的奏折（康熙十二年十月十一日），直接指出了這個“盛世”在用人選材製度上的四大弊端，成為我們了解“盛世”的又一窗口。他告訴我們，那些“白丁銅臭”、“濫冒之人”、“苟且之徒”、“賣名圖利之子”，是怎樣賄賂各位科舉主考大人的。一是“迎接謁見之弊”。朝廷派出的學政大人—鄉試主考官一到地方，“所屬官員及鄉紳人等迎接郊外，謁見公堂”，立即掀起“懷私請托，通同賄賂”的高潮。二是“吏舍招搖之弊”，主考官為了方便接受賄賂，隨行要帶很多書吏、承舍，這些“秘書幫”不住官府，“留住衙外，不時出入，以便傳遞草案、詐騙生童，及包攬關說、夤緣生事”，為主考官“穿鼻作線”、“交通賄賂”。三是“坐號存薄之弊”，主考官和納賄考生商量好後，在試卷上留下記號。四是“府書換號之弊”，幹脆把納賄考生的狗屁卷子，和寒門學子的優秀卷子調包兒。靠這樣的科舉製度，選出的盛世官員，怎麼能真正締造和支撐一個真實的盛世？
報告4：四川道試監察禦史魏雙鳳的奏折（康熙十二年十月十一日），指出了各地官員為了渲染盛世的輝煌，大搞“麵子工程”、“政績工程”的醜行，其形態很類似今之“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民俗文化節”。魏雙鳳揭露說：“天下州縣，每立春前一月”，就開始籌辦各種各樣的“迎春活動”，經費來源當然是取自民間，催逼嚴苛。拿了來百姓的銀子，官員們開始“巧扮故事，妝造台閣，無端浪費”。在這樣的“文化節”上，“童子冠帶雄麗，劍履鮮妍，粉黛娥眉，靚妝容冶。亭台閣榭之內，設列金塊珠礫，窮奇奢大，張鼓樂，樹旗幟……嬉遊征逐，三日乃止。“而對比自康熙元年到熊一瀟上奏折的康熙十二年，水寒蝗災不斷，一邊是民眾的啼饑號寒，一邊是達官顯貴的笙歌宴舞；一邊是自然災害的利刃高懸，一邊是人造盛世的虛假狂歡，這樣的”盛世“不是很可怕嗎？
所謂“盛世”
所謂“盛世”，這古怪說法本就很值得研究。
首先，“盛世”之說來自官方的自我吹噓。有研究者認為，康熙五十二（1713年）三月，康熙帝在詔書中提到“盛世滋生人丁”一句，這是清王朝第一次以官方文書的形式自詡“盛世”。此後才慢慢叫開了，其中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最愛用這個餿詞兒。他執政的乾隆十五（1750）年，GDP占世界的32%，確實居世界首位。其次是印度，占24%；歐洲的英法德俄意5國合起來占17%，才是中國的一半兒。隻要把人口等問題考慮進去，GDP的“大餅”立刻就被攤“薄”，再看看此後“西風壓倒東風”的大趨勢，所謂“盛世”究竟有幾分值得驕傲？
到了嘉道年間，“老紀委報告”中說到的各種醜惡更加加劇，社會動蕩，官場腐敗，人才飽受壓抑，整個社會蘊藏著巨大的社會危機。這時，麵對“衰世”的批判者如龔自珍、魏源輩，才有意識地提出“盛世”說，其目的顯然並不在對康乾朝的鼓吹，而在於對當時現實的批判。到清末民初，麵對國家、民眾所遭受的苦難，更多知識分子加入合唱，表麵上頌揚康乾盛世，骨子裏不過是對當下的批判和對現實的感慨。
中國古代史學慣用“曆史循環論”的思維方式，講究盛衰之道，一盛一衰，循環往複。從龔自珍到梁啟超，說往昔的“盛世”，僅僅是為了“振衰世”，以謀求轉衰而至盛，改變國家民族的總體下滑趨勢。這才是曆史上“盛世”之說的真實意義。
今人不查，跟著“盛世長”、“盛世短”的起哄，不亦搞笑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