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人的查理
風尚
每一年的達喀爾拉力賽幾乎成了習慣，今年偷了一個懶，還真的有點不習慣。不過從一個局外人的眼光看來，這樣的波瀾壯闊，可能比作為當事人的感官刺激更為強烈。不是開著車，而是看著電視，起碼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那樣沙塵滾滾的萬裏跨越，真的是一個奇遇。
不得不承認，就算沒有加入到這樣一個奧德賽的行列，平常的路上也少不了故事，以至於，每一天都不會平常。而這樣不平常的事件，其實，我真的不願意它們發生。先是達喀爾拉力賽上，1月6日，我已經發完了我的稿子，才知道一個波蘭摩托車手永遠地留在了賽道上。甚至連報警按鈕都沒有觸動。報警是第二天才響起來的，鋪天蓋地。場景不再是達喀爾拉力賽的賽道上，而是法國巴黎的查理事件。
那家個性的《查理周刊》被襲擊了，四位個性的漫畫家死於非命。就像那個波蘭摩托車手一樣，他們也倒在了自己熱衷的地方。不過，如果說波蘭摩托車的死是留給車圈的一個遺憾的話，《查理周刊》的畫家造成的，卻幾乎是整個民族的震撼。“我是查理”這樣的呼聲遍布大街小巷，就連遠在萬裏之外的達喀爾的營地，也專門舉行了儀式。54個國家的車手們一起為這些死難者默哀一分鍾，就像前一天，為摩托車手默哀一樣。
不，兩者不是一樣的感情，這不光是遺憾，還有憤怒。造成這樣的悲劇的，是伊斯蘭極端恐怖分子，非洲基地組織宣布對此負責。7年之前，正是在他們的威脅之下，達喀爾拉力賽才不得不移師南美。而同樣在這樣的威脅之下，《查理周刊》的主編夏伯卻喊出了這樣的口號：“我寧肯站著死去，也不願意跪著偷生！”
夏伯有這樣的勇氣，還有這樣的權力。達喀爾組委會卻沒有這樣的權力，200 8年的比賽因此而取消。夏伯發出了這樣的宣言，是因為這並不是《查理周刊》第一次受到威脅，也不是第一次受到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報複。這家諷刺各種宗教乃至於各國政要的漫畫周刊的表現形式差不多也可以稱得上是極端的了。別說是伊斯蘭教徒反感，就連基督教徒也很反感，甚至很多無神論者也很反感。因為這個原因，這家周刊的銷量一直不好，就連生存都成問題，以至於在悲劇發生前的兩個月不得不在報紙上發出了募捐的呼救。
悲劇之後，一切都改變了。這家每期銷量不到3萬份的周刊，倔強地宣布繼續出版之後，內容減半，並且加印到300萬份，還是供不應求。我自己連續三天早上到報亭排隊，每一次等來的都是售罄的抱歉。最後，印廠不得不加印到了700萬份，這幾乎超過了這家雜誌三年的銷量，也超過了三年的收入。
為什麼呢？大家本來並不都是喜歡這家周刊！他們中的很多人，甚至直到現在仍然不喜歡。但是，他們還是不惜從淩晨開始排隊購買這張報紙，顯然，並不是因為這份報紙的內容，而是表達自己的態度。這一幕，還有在巴黎遊行的一幕，讓我對於這個我一直認為慵懶的國家刮目相看。我沒有想到，一旦侵犯了他們的底線，他們可以爆發出這樣勇敢和這樣整齊的聲音。
而這個底線，就是自由表達的權利，對於我們來說，可能常常是被忽視的部分。很多同胞都說，這家雜誌，為什麼不可以不去刺激這些極端主義者的情緒呢？也許這樣的話，就可以真的避免這樣的悲劇了。這樣的話，我們就都像鵝卵石一樣圓滑了，我們就像牆頭草一樣倒伏在逆向的風裏，像過去的年代發生的種種荒謬的悲劇一樣，在各種倒行逆施中部可以保持噤聲了。
早在300多年前，法國的哲學家伏爾泰就發出了這樣的呼聲：“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要誓死捍衛你表達的權力。”那時候，伏爾泰麵對的不是伊斯蘭教派，而是基督教的神權力量，還有王室的壓力，但是，就和《查理周刊》一樣，他毫不屈服，並且寫出了“論寬容”這樣的名篇，啟蒙運動就此開始。
對於法國人而言，這樣的自由和寬容已經成為了一個常識。對於我而言，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常識，而是一個文化的標尺。它可以解釋，法國為什麼會成為法國，巴黎為什麼會成為巴黎。它同樣可以解釋，為什麼整個歐洲乃至於世界都會因此而站在一起，為什麼所有的文明都有著同樣的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