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材料確鑿證明：此事與德國蓋世太保完全無關。甚至不能把責任歸之於蘇聯內務部，內務部是執行聯共（布）中央的決定，即斯大林本人的決定，他們不過是刑場上行刑的劊子手罷了。亞納耶夫花了那麼多筆墨為卡廷事件辯解，自欺則可，欺人的目的卻沒有能夠達到，真是枉費心機了。這種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成見、偏見來曲說曆史，顛倒是非，這書的價值也就不必評論了。
史料價值比較可疑
亞納耶夫作為8月19日事件的重要角色，他寫的回憶錄，對於人們研究蘇聯存在時期的這最後一個重大事件總是有點史料意義吧。如果拿其他親曆者的回憶錄來對照，他這書的史料價值就有一點可疑了。這裏隻講一件事。當他們已經把戈爾巴喬夫軟禁在克裏米亞的時候，派了總統辦公室主任波爾金（一譯博爾金）、蘇共中央書記奧·舍寧、國防部副部長瓦·瓦列尼科夫等人飛到克裏米亞，找戈爾巴喬夫談話，要求他認可緊急狀態委員會的作為。當然遭到了戈爾巴喬夫的拒絕。亞納耶夫的書中寫道：
當聽到代表團到福羅斯覲見他的消息並通報很快將實行緊急狀態時，他開始怒火中燒，開始罵娘和吼叫。實際上沒有任何類似的行為。戈爾巴喬夫馬上提出兩個問題：誰派你們來的，逮捕葉利欽了嗎？如果逮捕了葉利欽並向戈爾巴喬夫通報這個消息，一切會是另外的樣子。（第23頁）
照這個說法，戈爾巴喬夫到了這個時候還在念念不忘收拾自己的政敵！可惜這又是曲說。戈爾巴喬夫的“文膽”、總統助理阿·切爾尼亞耶夫（他曾協助戈氏完成他的名著《改革與新思維》），這時正隨戈爾巴喬夫一同被軟禁。後來他在《在戈爾巴喬夫身邊六年》一書中記下了那一次“覲見”第二天的一件事情：
當我第二天早晨進到別墅的小樓時，我很長時間找不到人問戈爾巴喬夫在哪裏。最後是他的外孫女娜斯佳跑到我跟前，把我領到了樓上。戈爾巴喬夫躺在床上，正在便條本上寫著什麼。我在他旁邊坐下，開始大罵那幫無恥之徒。他用憂鬱的眼光看著我說：“是的，結局可能會很糟。但是你聽我說，在這種場合我相信葉利欽。他不會對他們屈服，不會對他們讓步。不過那時候就會要流血。昨天我曾問他們葉利欽在什麼地方，一個人回答說‘已經逮捕’，另一人糾正說‘將要逮捕’。”（徐葵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578-579頁）
原來戈爾巴喬夫是在關心葉利欽的安危！和這一夥人鬥爭，他知道現在隻能寄希望於葉利欽了。而葉利欽也真像他希望的那樣，為粉碎這一場政變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從這一例也可以看出亞納耶夫的判斷與實際情況距離有多遠。
亞納耶夫的書中還講到一件與他本人有關的事情：
他們請求我臨時承擔起國家元首的職責，起初我堅決予以拒絕……當時瓦列裏·伊萬諾維奇·波爾金剛從福羅斯回來，他用慢吞吞的哲人般口吻宣布：“好吧，根納季·伊萬諾維奇（亞納耶夫），我們不得不在你不參加的情況下行動。明天我們將會遭到逮捕，這近乎百分之百。”
隨後，再沒有人說服我。我拿起鋼筆簽署了關於建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所有文件。（第74-75頁）
這一次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同事們敦勸亞納耶夫出來領導的聚會，在瓦·博爾金的回憶錄《戈爾巴喬夫沉浮錄》裏有詳細記載。記下了許多人的談話，可是其中既沒有什麼人敦勸亞納耶夫的話，也沒有他自己說的促使亞納耶夫最後下決心的那句至關重要的話。他那篇“現場記錄”有好幾千字（李永全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版，第 11-15頁），請恕我不轉錄了。難道博爾金寫書的時候忘記自己說過這句起了重要作用的話嗎？亞納耶夫已經不在人世，也無從去問他了。
亞納耶夫態度鮮明的擁護斯大林，反對赫魯曉夫，反對戈爾巴喬夫，反對改革。像真相已經大白於天下的卡廷事件，還要強為之辯。這些都足以說明他這本書的傾向了。可是在中國，有人願意翻譯介紹這本書，有出版社願意出版這本書，據譯者說，還“得到一些讀者的好評”（譯者序第6頁）。這就給人們提供了一個信息：亞納耶夫的見解在中國還頗有市場。這倒是一個不能不重視的問題。
（責任編輯蕭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