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成了曆史人物，後人就可以也應該對他或她進行從頭分析甚至剖析，我看對林希翎也應如此。黃女士在書中曾寫到，林最初到巴黎時，曾與法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研究中心約定，幾年之內寫出她的自傳性回憶錄，法國人看中的也是她獨特經曆的曆史價值。但是多少年過去了，她一個字也沒寫出，後來隻有一位法國人瑪麗為她寫的法文傳記，她自己不僅不滿意，還與作者鬧翻了。法國的中國研究中心因她失約，解除了她的職務，停發了她的工資，使她從生活到生命，都遇到了困難並受到了威脅。她到底因為什麼會是這樣，這就不得不來考察她的一生，我發現她幾十年來所經受的坎坷、磨難和不幸，既是政治的、社會的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特色”造成的，又是她自己的性格使然，即性格決定命運。其中不僅有她本人的心理因素，也有她特有的應屬生理的因素，而這實際是一種病態，我們應該將她作為一個“病人”，來觀察研究和分析，這才能對她作出較為正確和準確的評定與結論。
據了解在醫學的精神病科中，有一種病叫“躁狂症”，其初期症狀與常人基本無異，隻比正常人表現得急躁和易衝動，常常控製不住自己，不能製怒說發火就發火，卻又並不自知。林希翎也是這樣，她的思想、語言和行動，都過於“信馬由韁”不受節製了，結果卻是該幹的沒幹，反而耽誤了應幹的正事。
若以此回顧林希翎一生，她的一切遭遇，不都是她過於率性所為才造成的嗎？她說自己如同童話《皇帝的新衣》中的三歲小男孩，大聲說出皇上大人正光著屁股，一下揭破了這個世紀謊言，但也將自己卷入是非之中，她的口無遮攔，觸犯了損害了許多人的利益，使他們群起而上對其反擊反攻，1957年她為了幫助黨整風，坦言定胡風為“反革命集團”，沒有法律根據也不合法律程序；中共在國內正實行的並非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而是專製性的封建社會主義；特別是她要把第一個揭破斯大林神話的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公之於眾，這都犯了“天條”，從此遭受厄運。後來在改正“右派”和平反“反革命罪”時，竟要負責落實政策者首先向她賠禮道歉，當然也都事與願違，得到了相反的結果。此後她去台灣、赴美國也都是見誰說誰，稍有不滿立即批評，這就到處樹敵得罪了人。有人勸她不妨對國民黨罵罵共產黨，到國外就說說“民運人士”好話，她就會到處受歡迎了，她卻迅即回話，那我不成個“政治娼妓”了嗎？堅持自己的直話直說我行我素，也就到處不受歡迎，她卻不以為錯。當年“人大”老校長吳玉章，曾語重心長地告誡她，人不可說假話，得看在什麼時候什麼場合和對什麼人，該說的才說，不然效果必然適得其反。看來林希翎並未以此為戒，這才造成了自己的一生悲劇命運。
對她的率性所言我有親身感受，2003年她在京時，我陪她去看牙醫，偶然說出她是從法國回來的，醫院錯將她當成洋人大款，最後竟要她付幾萬元診療費，她不給也罷卻怒斥我道，你是不是拿了回扣，才同人家合夥來敲詐我？此言不僅將我“好心當成驢肝肺”，更使我一時哭笑不得，幸而我深知她的性格，隻得忍辱向院方解釋了，求其對她開恩減價，對方了解實情後，才看在我的麵上說，她能出多少就多少吧，隻收了幾千元，其實是賠了本，等於為她作了義務服務，事後她對誰也沒說一個“謝”字，看來她對別人也如此，從黃子琴書中看到，她不斷與人先友好後反目，從政見不同到觀點有別，以致僅僅是看法有異，也是說翻臉就翻臉，甚至包括自己摯愛至親的父母雙親和丈夫、兒子等等，竟作出與其生父斷絕關係的過激行動；她有一位友人和我一樣，也指出她的行為屬於病態，招致她的痛恨，幸而我當她麵從未說過她有此病，又因能作忍讓和諒解她，才與她保持了終生之誼。黃子琴女士顯然也是因此，才取得了她完全信任，受其重托寫了這部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