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如美國居高不下的貿易逆差， 1960年到1976年期間，美國對外貿易基本還是順差，順差幅度基本在100億美元以下，盡管順差的幅度不斷縮小，基本趨於零（進出平衡），在1972～1973年之間和1975年出現過兩次幅度不大的逆差。然而1977年之後，美國對外貿易就保持在逆差狀態，而且逐年呈增加趨勢，美國貿易逆差雖然在1992年曾經縮小至100億美元以內，但貿易平衡與順差已經絕塵而去再也無法奢望，更在2006年達到6000億美元（約合36000億元人民幣）的高峰，2013年美國錄得貿易逆差4715億美元（約合24000億元人民幣）。
世界銀行2009年的數據表明，全球服務業GDP占比最大的三個經濟體美國（77%）、英國（78%）、法國（79%）也是全球貿易逆差的前三甲。而全球貿易順差最大的前三甲中國、德國、俄羅斯的服務業GDP占比分別為42%、69%、62%，這種現象並非巧合。
有觀點認為，隨著美國向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轉型的進展，美國進入了“工業空洞化”的時代，為滿足國內工業消費市場的需求，美國本土產量小甚至不生產的一般製造業產品隻能靠進口替代。在美國10個私營服務行業門類（公共服務行業除外）中，其賴以運作的平台和商業目標，都需要依賴實體製造業產品支持。比如金融服務業需要的電腦、網絡設備、房地產業需要的建材機械等，如果美國本土不能滿足這些物質條件，也需要靠進口。
中產階級困局
有言道：“理想的社會結構是橄欖型”，也即大富豪和窮小子都是極少數，中間階級占社會的絕大多數，這樣的理想社會結構好處多得“數不清”。
如果說美國這樣的全球首富國度也出現中產階級問題，似乎有點在高帥富身上找窮人範兒的荒唐，現在卻有這樣的聲音出現了，而且劍指美國服務業。
有學者認為，按中國和印度“中產階級”標準的定義，中印兩國中產階級的收入水平在金融風暴前10年間增長了60%和50%。按美國中產階級標準定義的美國中產的收入卻陷入停滯。
有學者則認為，受到打擊的應該是從事與全球化貿易相關的行業的工人，全球化貿易導致美國工人從薪資高的崗位向薪資低的崗位流動，實際工資平均下降了12%～17%。比如美國汽車製造業的工會工人在金融風暴前的收入曾經遠高於一般服務業工人，甚至高於某些白領崗位。
然而，今日之美國製造業中，從事高端服務還有高薪收入的崗位占據了大多數，提供中等收入的崗位少之又少，總體上本土雇員在減少。比如生產工業自動化設備的羅克韋爾公司，年度營收60億美元左右（約合360億元人民幣），公司在美國的雇員僅占22000名雇員的39%，海外雇員占61%，在美國本土8500名雇員中，約68%從事營銷、采購、售後、工程技術等服務性崗位。換言之，美國製造業內部結構也在走向高端——服務性。
有觀點認為，曾經傲視全球的美國中產階級“正在消失”，大型跨國公司在全球化貿易架構中攝取到越來越多的利潤，這要拜美國發達的金融業和貿易、商業谘詢、服務谘詢等服務業之功。美國傳統意義上的“中產階級工人”已經式微，隻能從事工資更低的零售服務和一般服務崗位。有人認為“靠在沃爾瑪當谘客和在麥當勞賣漢堡已經不能養活一家人”。
金融服務可以被視為高端美國服務業皇冠上的“寶石”之一，從事這行的高端人才的收入也令全球職場豔羨。
有人分析，冷戰的結束導致大批從事尖端國防科技的高精尖技術精英轉行，相當一部分精英加入華爾街，這些精於數據分析的高智商人才創造了日益複雜的金融衍生品交易，這些金融“創新”的成果複雜到連他們的老板都不知就裏，而這些金融衍生品具有更高的杠杆率，能夠在更短的時間內賺到更多的錢。
美國政府和華爾街推動的金融服務業“激勵機製”的改革，令美國金融業新潮領跑其他行業且差距巨大，越來越多的精英被吸引到並不創造實際價值的金融工程行業。
有觀點認為，至少在西方發達國家，金融業已經從實體產業的服務者變身為被實體產業圍繞的“食客”。前歐洲央行主席克洛德·特裏謝（Jean Claude Trichet）曾經說：“金融業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礎……金融的生存方式已經發展為與世隔絕……它隻接受自己發出的指令”。
從1980年代到金融風暴前，美國金融服務業的畸形繁榮有目共睹，數據表明，金融服務業總產值僅占美國公司產值總額的15%，僅提供了美國就業市場5%的工作崗位，然而金融服務業利潤總額卻從占美國公司總利潤的10%上升到40%，金融服務業股票市場市值則從美國股票市場總市值的6%上升到19%。
在後金融危機的今日，媒體認為，美國金融業仍然在攝取超級利潤。
現代服務業特別是高端服務業的創立和勃興成就了美國的財富輝煌並且仍然在持續這種輝煌，由美國金融服務業發端的全球金融風暴造成的後遺症也還在困擾美國，這就是令人困頓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