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考量的是這些“複蘇”能不能為美國就業市場帶來真正意義上的、符合美國製造業“正常時期標準”的規模和收入水平。
有數據指出，美國製造業2010年1月到2014年1月四年間提供了56.8萬個就業崗位，但美國在2000年到2009年間卻失去了600萬個就業崗位，後四年製造業僅補充了前十年失去的工作機會的十分之一。
而這56.8萬個就業崗位的得來卻很不容易，背後是各州、市政府的巨大補貼投入。田納西州給大眾汽車的補貼為5.77億美元（約合31億元人民幣），大眾在該州雇傭了2000人，相當於每人補貼28萬美元（約合160萬元人民幣）。空中客車公司在亞拉巴馬州用工1000人，州政府為空客提供了1.5億美元優惠，意味著該州要為每位就業者付出15萬美元（約合100萬元人民幣）的補貼支出或者減稅代價。除去歐洲來的企業，美國本土企業也不遑多讓，華盛頓州為留住威脅“出走”的波音飛機公司，提供了高達87億美元（約合490億元人民幣）的補貼。諷刺的是，波音公司的股價在此之前一年上漲了80%。
在巨額補貼的另外一麵還有工人收入的大幅降低（以金融風暴前為參照），比如大眾田納西工廠流水線工人的時薪為14.5美元（約合85元人民幣），而金融風暴前福特、通用汽車流水線參加汽車工會的工人的時薪為29美元（約合170元人民幣），相差一半。波音公司則用苛刻的福利計劃令華盛頓州政府就範，減少醫療福利和退休金數額，未來8年僅為工人漲薪不超過4%。
故而，與其說美國製造業“複蘇”，不如說是一種返照的回光，而且很微弱，這一切與美國經濟中服務業一家獨大的結構不無關係，服務業基本替代了曾經輝煌的美國製造業，卻未能維持住同樣輝煌過的經濟增長奇跡。
美國的重器
服務業在美國經濟中扮演的角色有多重要？這個答案在60年前已初現端倪。美國服務業發端於19世紀初，與資本主義的蓬勃興起同步，到了1950年代，美國服務業在GDP中的比重已經達到50%甚至更高，同時，在就業比重中也達到50%以上，這個水平相當於中國服務業現在在GDP中的占比。服務業在經濟結構中的占比這一點，中國“落後”美國60餘年。
美國語境中的服務業大致包括13個門類：保險、金融、信息、交通、教育、醫療、社會救助、娛樂餐飲、房地產、租賃、專業與商業服務、政府服務、其他服務，可以說囊括了製造業、農業以外的幾乎所有產業。
相對應，服務業在美國經濟中的分量已經成為不可替代的砝碼。
相應的服務業為美國就業市場提供的崗位占比更是一支獨放。
如果說美國寄望製造業的“複蘇”會重塑美國工業化實體部門的曆史輝煌，上述數據表明幾乎可視為天方夜譚。
美國服務業各領域之間也存在此消彼長的關係，所謂傳統服務業如批發零售、交通、娛樂、餐飲等產業，在美國服務業GDP增加值中的占比一直在下降，從1960年代的41.7%下降到2010年的22.3%。所謂現代服務業如金融、信息、商業等產業在服務業GDP增加值中的比重一直在上升，從1960年代的31.1%上升到2010年代的47.2%，美國傳統服務業與現代服務業產業貢獻消長的變化，令美國成為當今世界以現代服務業立國的典範。
無現代服務業為標誌的美國服務業的興旺，就無美國經濟的火爆，更無美國民眾在20世紀後半葉到21世紀初普遍感覺的“錢淹腳背”的幸福生活。
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BLS的數據，2014年美國排名前15的職工福利薪酬最高的公司（依薪酬福利水平排序）是：
Apogee Medical公司（醫療服務）、波士頓谘詢公司（全球商業谘詢服務）、博斯公司（全球管理谘詢服務）、科爾尼公司（全球管理谘詢服務）、Juniper Networks詹博網絡（網絡解決方案谘詢服務）、Visa公司（信用卡服務）、LinkedIn（社交網絡服務）、歐特克（商業服務）、沃爾瑪（零售服務）、穀歌（網絡搜索服務）、麥肯錫（會計法律服務）、Twitter（網絡社交服務）、雅虎（網絡信息服務）、蘋果（信息技術服務）、巴克萊銀行（金融服務）等。
以上名單清一色是服務行業企業，蘋果公司是名震全球的iPhone手機和iPad平板電腦的供應商，但美國業界和學界及媒體更傾向認為蘋果是一個創意提供者，因為所有的蘋果產品都是在亞洲的巨型工廠生產的，比如在中國大陸赫赫有名的台資企業富士康。最近，因為爭取到了蘋果一個在巴西投資建廠的項目，巴西政府為之興奮不已。
2010年，美國媒體曾經預測過今後十年間美國“最熱門六大職業”：護士、網絡係統及數據分析師、軟件工程師、生物醫藥工程師、會計師和審計師、獸醫等。
在這些職業中，與實體產業特別是製造業直接相關的基本闕如。
事情總有兩麵性，一些令美國乃至全球苦惱、困惑的現象也隨美國現代服務業的膨脹而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