紮什倫布寺住持眼中的“活佛”
快要離開西藏時，莊子健才偶然從日喀則地區的平措書記口中得知，很多西藏本地人把他視為“活佛”，平措書記還專門向紮什倫布寺的住持問過原由，住持的答案是“他能先知”。莊子健聽了不禁莞爾，援藏三年五次在公路上遇險，每次都因為自己事先提醒了幾句就與事故擦肩而過，經過司機的口，這事兒傳到紮什倫布寺住持那裏。自己看來這是“小心駛得萬年船”，在純樸的藏民眼中，竟然成了“先知”。“先知”就“先知”吧，莊子健沒有向藏民們解釋過什麼，隻是慶幸至少沒有因為工作連累了自己的司機。“西藏有些公路並不差，但路上長時間見不到車，司機容易麻痹，一個小坑或者一個急轉彎都可能出事，一出事就是大事。援藏幹部不了解情況，要特別當心”，談起這個話題，莊子健的語氣並不輕鬆。
在援藏的三年中，莊子健的神經繃得很緊，在西藏本地的漢、藏兩族幹部眼中，他卻是一位格外溫和、睿智的人。在莊子健麵前，他們心裏有什麼嘴上就說什麼，什麼煩心事說給莊子健聽，隻看見他微笑著傾聽，記錄，沒見他生過氣上過火，可沒過多久，所有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援藏第一年，很多西藏本地的民族幹部看到呼啦啦一下派進六百多名地縣級的幹部，感覺壓力很大，甚至還有點委曲。莊子健覺得，一個新政策出台，大家短時期內不理解很正常。他一方麵幫助暫時沒當上地區縣，市“一把手”的援藏幹部分析政策，一遍又一遍地勸慰他們多聯係娘家人，安心做出實績來；另一方麵他深入調查研究，總結援藏幹部工作的經驗，積極聯係西藏的各種宣傳媒體，把對口援藏的政策演化為一個個成功，生動的援藏故事。他要推動所有受援縣都由內地選派的幹部擔任一把手——縣委書記，但他也知道這需要時間，需要耐心。正是在他耐心等待的這一年中，無論是西藏本地的民族幹部還是新老援藏幹部都和莊子健這位援藏幹部的“帶隊人”結下了深厚的工作友誼。
有人找莊子健訴苦，有人卻是莊子健主動找上門去攀談。在日常接觸中莊子健發現了一批。思維活躍，能力出眾，工作姿態出色“的年輕民族幹部，他們之中很多人工作之餘還總是捧本專業書在手上，表現出很強和求知欲和上進心。莊子健認真地向這些幹部的他們周圍的同事了解情況，並積極向組織上推薦他們到最艱苦的位置上進一步增長才幹。打那兒以後，包括宮保紮西(現任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委、秘書長)在內的這批年輕幹部的每一次進步，都讓已經離開西藏的莊子健十分快慰。莊子健總是覺得“人才難得”，民族幹部中的人才“更加難得”。
在西藏自治區領導的眼中，莊子健話不多，但句句算數，是個難得的“信士”。剛入藏時，自治區黨委常務副書記，人大常委會主任熱地特別囑托莊子健要照顧好援藏幹部，更要發揮好援藏幹部的作用。僅僅一年下來，不止是援藏幹部平平安安，工作出彩，同時分管了組織部工資福利工作的莊子健，還不聲不響地為西藏爭取到超過預期2倍多的財政遞增定額。當時西藏的財政全由中央支持，1995年以前是每年20億人民幣，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中央還確定了新的財政政策，核定基數、定額遞增，專項扶助。當時“專項扶助”特別受到西藏幹部的歡迎，但財政定額遞增的工作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在增量方麵，莊子健了解到西藏每兩年調整一次工資，需要6000萬，平均每年3000萬，西藏的大中專畢業生，中央每年要做3000萬的財政支持，這樣每年的實際增加支出就是6000萬。原先財政遞增額按4000萬申報，明顯是不夠的。更何況西藏人才和幹部事業的持續發展不能光補夥食，工資，各種增量投入每年至少需要1個億。錢究竟花到哪裏，怎麼花，總數到底有多大，以自己分管的工資福利處為基礎，莊子健對定額遞增的每一個環節都進行了詳細核算，提交了一份實實在在、沒有任何水份的報告給國家財政部，財政部審核後非常認可，直接把報告遞交給國務院，結果從1996年開始，每年1個億的定額遞增政策就落到了實處。“這事兒核算的時候很麻煩很累人，可做成了也很有成就感”，說起這1億元，莊子健可一點也沒有“好漢不提當年勇”的覺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