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之謂
開卷
作者：孟曉東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梅貽琦
在中國悠久的曆史長河中，偉人、哲人、智者、勇者、智勇雙全者燦若星辰，不勝枚舉。倘若現代，冠以大師、大家、明星、大腕等頭銜者更如過江之鯽。但在我膚淺的認識中，一直對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和西南聯大的那些教授學人頂禮膜拜，推崇備至。在素有“頌聖文化”和“明君情結”的中國，在浩浩兩千多年的時空裏，這兩大“團隊”形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道統，也即“士”的精神。
因為有這樣的崇敬，很多年來我一直特別留意相關的書籍和文章。最近讀了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係教授謝泳的《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為那個戰亂動蕩的時代湧現出如此眾多的人才而感懷不已。
西南聯合大學是與中國抗戰共始終的一所著名大學，由當時的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聯合組成，簡稱西南聯大。西南聯大從1937年平津淪陷後在長沙組成臨時大學至抗戰勝利後複員北上（1937年11月1日至1946年7月31日），前後共計九年，為戰時中國培養了大批人才。他們中有楊振寧、李政道等大批自然科學家，有何炳棣、王浩、鄒讜等社會及人文科學家，也有殷海光等思想家……這些人中的某些人直到今天依然活躍在各個領域。
西南聯大的成功離不開教授。在那個特殊的大學裏，前後共有179位教授，幾乎彙集了國內各個學科大部分的精英翹楚，風雲際會，人才濟濟。如梅貽琦先生所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些人大多既受過良好的傳統教育，又對西方現代知識有著很深的理解。他們對“五四”以來蔡元培先生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現代教育精神有著高度的認同，堅定地認為學術同政治是分開的，思想、學術必須獨立和自由。他們堅守著共同的治學理念和學術精神，為當時的中國社會樹起了公平和良知的豐碑，他們身體力行、言傳身教，造就了中國現代大學教育的短暫輝煌。
在國家動亂、戰火紛飛的年代，西南聯大卻保持並發揚了良好的學術傳統，這不能不引人深思。梅貽琦先生著名的“從遊論”或許可給我們啟迪，“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遊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遊也。從遊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反觀今日師生關係，直一奏技者與看客之關係耳，去從遊之義不綦遠哉！此則於大學之道，體認尚有未盡實踐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謝泳先生在書中也這樣分析，“學術傳統的延續，首先要靠相對穩定的教授群體的形成。當時西南聯大的學術傳統之所以能夠結出豐碩成果，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一個教授群體從年齡結構上呈完整的三代共存現象。”其次，“西南聯大的學術傳統有豐富的內涵，從教授的自由流動到教授治校，從合理抗議政府到支持學生運動，從視學術自由為生命到為自由而關心政治，這些今日看來很抽象的東西，在當年的西南聯大都有實實在在的體現，由大量生動的事例構成了鮮活的學術傳統。”
西南聯大的這種文化現象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一筆財富，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真精神在國家麵臨危亡的曆史時刻的高度體現。是特殊的曆史時期使西南聯大抹上了某種悲壯的色彩，而這種悲壯背後則是一代知識分子的人格和氣節的高度凝練，道德和文章的相得益彰。
西南聯大沒有校長，隻有三個大學的校長（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組成的常委。在設立之初，傅斯年、胡適等人就向當時的國民政府提出了四條建議，即：戰時常態化教育；重視同等學力；大學獨立；杜絕無知疆吏的幹涉。
在以後的辦學中，這樣的建議也基本得到了落實。如，1940年6月10日，聯大教務會議對教育部的統一大學課程教材和學生成績考核辦法等，據理抗駁，要求教育當局給予學校更多的教學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從同”，明確表示“蓋本校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舊，一切設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縱不敢謂極有成績，亦可謂當無流弊，似不必輕易更張”（《南開大學校史》第260頁）。盡管時局動蕩，但教授們的整個心態是從容而平靜的，因為他們都知道自身的價值，教育當局也都知道是因為有了教授才有大學，而不是有了大學才有教授，這就是教授治校的傳統。王浩把他在昆明西南聯大度過的那段時光稱為“誰也不怕誰的日子”。他說：“教師之間，學生之間，師生之間，不論年資和地位，可以說誰也不怕誰。當然因為每個人品格和常識不等，相互間會有些不快，但大體上開誠布公多於陰謀詭計，做人和做學問的風氣是好的。”那段誰也不怕誰的日子閃爍著智慧、自由、獨立、寬容的光芒，這些光芒並沒有因為戰爭而褪色消沉，這些光芒的背後是大師們的人格和氣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