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凱蒂：我確實在提醒人們注意資本的強勢回歸，但我的結論是歐洲比一二百年前要更平等，因為福利稅收政策發揮了作用，它們是有效的。我是想說我們不應該視其為理所當然，我們應該保護這些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機製。如今各國之間的競爭會使福利機製變得比我們認為的更脆弱。
在現階段，事實上不平等不是歐洲的主要問題。歐洲各國的首要關切是使福利國家更高效，使歐盟發揮更大作用，我們需要協調18種財政政策和關稅不同的國家。因為如果有不同的稅額，一些大公司可能比小企業上稅還少。對歐洲來說，歐盟成員國關係更密切、更統一才更重要。歐洲小國如果想改善福利製度就要聯合起來，規範21世紀的資本。如果不平等持續，福利製度得不到改善，長遠來看後果會很嚴重。
三聯生活周刊：也就是說，你認為歐洲走在了正確的道路上。
皮凱蒂：是的，歐洲需要聯合起來解決問題。效率和公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兼得。現在歐洲的主要問題是，人們信心不足，會質疑歐元區政策是否還要繼續。我認為要真正解決這些問題就要歐洲更緊密地統一在一起，當然也要保證各國的自由，平衡這兩點比較難，但不是做不到的。如果我們18個不同的財政、稅收體係可以統一，我們對走出經濟危機的信心會更大。
我認為21世紀的主要挑戰之一，是在民族國家的平台上，使社會和財政政策更加現代化，發展新的治理形式和介於公有製和私有製之間的共享產權。
三聯生活周刊：我看你在書中回顧歐洲經濟曆史時，有一些有趣的發現。比如英法德三國在對待通貨膨脹上不同時期的不同態度，比如德國“萊茵資本主義”的走強？
皮凱蒂：在20世紀利用通貨膨脹來消減公共債務負擔的國家之中，德國是做得最過分的一個。尤其是20世紀20年代的惡性通脹，導致飽經滄桑的德國民眾形成了強烈的反通脹情緒。由此也導致了今天我們看到的另一個自相矛盾的情形：曾經在20世紀最無以複加地利用通貨膨脹來擺脫債務負擔的德國，現在拒絕容忍每年的物價漲幅超過2%；而從來都老老實實還債的英國政府，即便是超過了合理的範疇，卻顯示出更加靈活的態度，開明地允許其中央銀行購買很大一部分公共債務，哪怕這會導致稍高的通貨膨脹壓力。
說到幾個歐洲發達國家，它們資本主義的形式不盡相同。比如德國的“萊茵資本主義”或者說“利益相關者模式”。在這種經濟模式裏，企業不但歸股東所有，而且還受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控製，包括企業工人的代表，以及地方政府、消費者協會、環保組織等機構的代表。雖然此類分享式社會所有製模式並不能說完美，尤其是利益相關者模式不可避免會造成企業市場價值被低估，但是其社會價值卻未必。這在今天值得我們思考。
有關資本主義不同形態的討論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隨著蘇聯解體而爆發，其激烈程度後來有所降低，部分原因是德國的經濟規模在統一後的數年看似失去了活力，甚至在1998～2002年，德國經常被視為歐洲的“病人”。現在德國在2007～2012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表現相對穩健，關於資本主義更應該以何種形態存在的討論，不可避免會卷土重來。
三聯生活周刊：德國的這種穩健，使它走出來一條不同於英法的路子。
皮凱蒂：截至2010年，德國的淨國外資產已接近國民收入的50%，和1913年的水平相差無幾，其中超過一半是自2000年之後積累下來的。同英法兩國在19世紀末的國外資產規模相比，今天的德國並不算多，但兩個昔日殖民帝國的國外資產目前已接近零，和今天的德國有天壤之別。我們能通過研究圖表，一目了然地看到英國、法國和德國自19世紀以來發展軌跡的差別：在某種程度上，它們的相對位置出現了互換。考慮到德國的經常貿易盈餘極其巨大，這種位置上的分歧幾乎是必然的結果。
三聯生活周刊：美國作為新大陸上的國家，在建國之初，其財富的不平等程度是遠遠低於歐洲國家的。但是你的研究表明，今天美國的不平等程度最為劇烈，你認為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皮凱蒂：歐洲社會曾形成了“超級世襲社會”或“食利者社會”，美國過去幾十年則產生了一個“超級明星社會”或者用“超級經理社會”。美國當下主要的特征是：前所未有的勞動收入不平等（可能高於世界上過去任何時間、任何地方的任何社會，包括那些技能差距非常大的社會）以及與傳統社會或1900～1910年的歐洲相比不太極端的財富不平等。
作為新大陸，資本在美國的重要性不及舊大陸（主要是指歐洲國家）。20世紀的衝擊對美國的影響遠遜於歐洲國家，因此其資本/收入比也顯得穩定得多。但是，美國的財富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1914～1945年危機的衝擊。其公共債務由於戰爭開支（尤其是在“二戰”期間）迅速增長，在經濟動蕩時期影響了國民儲蓄率。在富蘭克林·羅斯福執政時期，美國與歐洲國家一樣采取了旨在削弱私人資本影響力的政策，如租金管製。在“二戰”後，房地產與股票價格也跌至曆史穀底。在累進稅方麵，美國也比歐洲走得更遠。美國並沒有開展宏大的國有化運動，但在20世紀30～40年代進行了大規模的公共投資，特別是對基礎設施的投資。
近幾十年的超級經理社會，則大大加劇了美國社會的不平等。另外一方麵，我認為美國不平等主要是教育不平等，美國有世界頂尖的大學，但社會底層人群很難進入這些大學，總體來說，教育和社會製度都要比歐洲不平等。
三聯生活周刊：中國的讀者也忍不住想向你討一點“藥方”。
皮凱蒂：我認為中國階級流動性變差了，因為很多年輕人是從上一輩那裏得到的財富。歐洲也是有階級固化問題，任何一個社會裏都有財富的轉移。隻有在戰後的時候，財富繼承很少，作用不大。年輕人如果隻靠工資收入，很難和擁有大量資本的人競爭。在中國有獨生子女政策，這就使得遺產稅非常有必要。
稅收對民眾有好處，可以有更多公共服務，當然這取決於政府的運行和稅收的花費。而法國政府現在做得不夠好，因此我們應該一直使公共開支更有效，從而進行改革。中國如果做得好，也會收效。在一定程度上，和其他國家相比，歐洲的社會政策、教育製度仍然是最好的。但歐洲也有大量失業，這就需要勞動力市場更有效率。美國大學教育是最好的，而這也是它巨大的優勢。歐洲和美國可以相互學習。我希望可以打破知識國家主義，不要認為自己是最好的，這一點各國需要向美國學習。
我認為累進稅製在公平社會能起到重要作用。其中一個作用就是使得收入和資產變化透明化、公開化。如果缺乏這樣的信息，政治辯論往往憑借對不同階層的人群所占有資源的想象來討論問題，導致民粹主義產生，得出錯誤結論。不要體溫計是不能讓發熱的人降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