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乎，不少人拿《21世紀資本論》與馬克思做比較了，甚至稱這是向馬克思致敬的一部著作。但是如果仔細讀了這本書，讀者就不會有這樣牽強的解釋了。作為資本的研究者，皮凱蒂將馬克思作為曆史研究者之一，分析了馬克思的研究特點和局限所在。皮凱蒂認為馬克思意識到資本積累的強大動力。“馬克思對於資本積累有重要直覺，但他通常沒有係統對待手頭的統計數字。最讓人驚訝的是，他的著作主要涉及的是資本積累問題，卻從不參考18世紀初到19世紀許多人為估算英國資本存量而做出的努力。”
馬克思認為，隨著資本收益率的降低，資本家之間會有劇烈衝突；或者是資本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無限製增長，成為工人運動的導火索。這兩方麵無論哪種情況發生，都會導致資本主義必將滅亡。但皮凱蒂認為，馬克思完全忽略了持久技術進步的可能性以及穩定增長的生產率。
也就是說，皮凱蒂也認為資本積累有著深層次的問題，會導致社會貧富差距增大。但他並不認為這必將導致資本主義的崩潰，因為政府幹預可以起到更積極的作用。所以他試圖尋找一種更有效的治理社會的方式，來控製資本主義，而並非部分讀者認為的，他認為應該拋棄資本主義而親近社會主義製度，後者才是他更不認可的。
在我對皮凱蒂的采訪中，他也認為我們沒必要老是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概念去理解他的研究。當他提出資本主義的不足時，並不代表從根本上否認這種社會形態。皮凱蒂更願意從經濟市場和政治治理兩方麵來講述這個問題，即當經濟市場存在明顯不足時，有效的政治治理比想象中更加重要。
皮凱蒂的中國之行反響熱烈，從11月12日到16日，他5天的時間幾乎按分鍾來安排活動。由於時差問題，皮凱蒂晚上隻能睡著兩個小時，白天要麵對一次次的演講、討論和采訪。即使這樣，他堅持在離開前的頭一天下午，又增加了一場大學裏的演講。他希望有更多機會與熱情的學生交換想法，像一個樸實的大學老師那樣。
雖然不少中國學者或者記者，希望皮凱蒂能給中國經濟開藥方，但是皮凱蒂對財富不平等的研究，主要是基於歐美發達國家的數據。所以對他的采訪，我覺得主要還是應該談談他熟悉的領域。
三聯生活周刊：你在20歲出頭的時候，就把財富分配作為自己的研究領域。很長時間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更多關注生產和效率，較少關注收入分配和社會公平問題。你為什麼對分配感興趣？
皮凱蒂：我開始研究財富分配曆史，是因為我發現有很多曆史數據沒有被搜集過，這方麵的研究是個冷門。直到最近這些年，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大量數據的搜集成為可能。這些大數據可以讓我們從很寬廣的事業來研究21世紀的資本，做這件事情會讓我覺得興奮。
三聯生活周刊：你很年輕就獲得了美國學術界的認可，但是為什麼你認為自己和美國經濟學界的主張很不一樣，又回到歐洲進行資本的經濟學和曆史學研究？
皮凱蒂：我22歲的時候就體驗了一次所謂的“美國夢”。那時候我剛剛獲得博士學位，受聘於波士頓附近的一所大學。我的工作得到美國社會的認可，自我感覺也很不錯。但是，當我25歲的時候，我很快意識到我想要回到法國和歐洲。一方麵是我希望在法國養大我的孩子，另外我發現美國經濟學家的工作並不是那麼有說服力。
從研究財富分配來說，自庫茲涅茲之後，再也沒有同行花精力去收集不平等的動態變化的曆史數據，反而是在不知道要解決什麼問題的情況下，大量生產純理論的成果，並期望我也這麼做。
目前的經濟學科不惜犧牲曆史研究，犧牲與其他社會科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而盲目地追求數學模型，追求純理論的、高度理想化的推測。我為經濟學表現出的傲慢感到震驚。在美國，經濟學似乎高人一等。但是在法國，經濟學並不比其他社會科學有更高的地位，所以經濟學家略微更感興趣的是，如何讓曆史學家、社會學家以及非學術圈的人相信，他們在做的事情很有趣。
我把《21世紀資本論》看作一部經濟學作品，但同時也是一部曆史學作品。
三聯生活周刊：你在15年的研究裏，一直關注分配領域，也陸續出版過著作，為什麼今天這本書獲得了更大的成功呢？
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把時間跨度很大的數據結集在了一起。以前我的書中沒有這麼多數據，而且是針對經濟學家而非普通讀者的。而這本書大家都可以讀，沒有太多術語，用較為簡單的模式解釋問題。我覺得經濟學研究不應該沉迷於顯得高深或炫目的經濟學模型和理論框架中，有些經濟學家這麼做，往往是在掩飾研究證據的薄弱。學者們能夠提供有力的證據，幫助我們思考：何種公共政策和製度可以引領我們更加接近理想社會？
三聯生活周刊：你提到你的研究結論是：如果放任自流，基於私人產權的市場經濟包含強有力的趨同力量（尤其是知識和技術擴散的影響），但是它也包含強大的分化力量，這將潛在威脅各民主社會以及作為其基礎的社會正義價值。你認為政府應該發揮更有效率的治理作用，這種認為政府應該更多幹預社會的理念，是不是與凱恩斯主義很類似呢？
皮凱蒂：在某種程度上有類似之處，不過凱恩斯的重點不是解決不平等問題，他所處的環境和我很不一樣。他當時主要是為了解決經濟大蕭條帶來的問題，情況緊急，需要一種臨時應對措施，他的方式很有效。而我更多的是考慮資本的長遠的發展。
我的研究顯示了，兩次世界大戰很大程度將過去推倒重來，顯著降低了資本收益，從而製造了資本主義基本結構矛盾（r>g）已經被克服的假象。但真正的情況是，如果任由社會自然發展，財富分配長期動態變化的結果可能很可怕。
特別是進入到21世紀，經濟重新回到長期低增長時代，財富在過去的積累遠比未來的收入重要得多。資本在低增長製度下，卷土重來。財富的這種巨大不平等與企業家精神沒有任何關係，也對提高增長毫無益處。
三聯生活周刊：你在研究中也提到，從曆史數據來看，比起國家之間的不平等，一個國家內部的不平等更為顯著。我們之前在理解曆史格局變化時，往往是拿國與國之間的衝突作為一種有力解釋。你的結論是不是給我們提供了另一種思路，即一國之內的嚴重不平等，對大的曆史格局也是有明確影響的？
皮凱蒂：從一個國家內部來看，價格和工資、收入和財富的漲跌，幫助形成了政治觀點和態度，這些表現方式反過來產生了政治製度、規則和政策，最終形成社會和經濟變遷。在這樣的社會演進基礎上，我們產生了所得稅、產生了養老金製度。
我完全不否認，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對於推動社會發展是有好處的。可是人們往往忘了，過度的不平等，對於經濟社會的長期發展，是有明顯損害的。曆史經驗仍然是我們知識的主要來源，我們應該從以前的曆史中得到經驗和教訓。
三聯生活周刊：你提到21世紀頭幾年風行一時的承襲製資本主義好像是新生事物，然而它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重複過去的曆史。與19世紀相似。這是低增長環境下的典型特征。如果今天歐洲的不平等與19世紀相似，難道是在證明民主社會的失效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