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在美國的外交領域，一直存在著這樣一個約定俗成的規矩和定律：普通民眾決定政客，精英階層決定政策。無論是總統還是議員，在競選的時候可以順著民意的風向，開空頭支票，拿中國當靶子，過過嘴癮。而一旦上台，麵前擺放著中美關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半敵半友，亦敵亦友”“水乳交融，水火不容”的多層複雜戰略關係，必須馬上回到現實中來。這時候，美國精英意見領袖的“中國觀”便迅速占據了決策者們的主導位置，而原來的大眾版“中國觀”，漸漸退卻。無論是總統還是國務卿，任何外交政策的決策過程，都要依靠一大批智囊精英在幕後來獻計獻策，都需要在華盛頓的各種利益集團中謀求權力與利益的平衡，也都需要各種代言人通過各種媒體來影響民意。換句話說，單就外交事務而言，占美國人口比例1%的精英階層的政策影響力，遠遠超過占人口99%的草根階層的影響力。2013年秋天，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專門研究民意和政治團體影響力的兩個教授，發表了一篇重量級的研究報告《考察美國政治的原理：精英，利益集團與普通民眾》。在係統量化分析了1779項美國的政策議題及相關的影響因子後，兩位著名政治學教授的最終結論是，“多變量分析結果顯示，經濟精英和代表經濟利益的團體組織對於美國政府的政策有著重大的、獨立的影響；而與之相比，普通民眾及大眾背景的利益集團僅有很小或者根本沒有任何影響。”將這個研究的成果套用到中美關係上會發現，美國“大眾版中國觀”不具有左右中美關係的能量，而“精英版中國觀”恰恰是決定中美關係走勢的關鍵。
下麵的這張“美國兩種中國觀的構成和分布圖”，粗略地勾畫出了美國不同的政治機構和社會組織，在這兩種“中國觀”上下格局中的相對位置。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裏的“精英版中國觀”和“大眾版中國觀”，既不代表“正麵”“負麵”的分野，也不代表“對華軟弱”或者“對華強硬”的區分；它隻是根據輿論觀點的相對趨同一致性，以及社會身份地位的不同，自然形成的、而又往往被中國忽視或者誤讀的美國民意分野。
上麵的“中國觀”分布圖中，包含著幾個需要特別強調和注意的要點。
（1）圖中的“精英、大眾”分界線是為了簡化和理解的方便，並不是一個絕對的、普適的標尺。比如在美國研究機構和思想庫裏，同樣有很多持有“大眾版中國觀”的研究者和學者；而在一般民眾中，也有很多思想開放、對中國事務了如指掌的“中國通”。
（2）美國各種類型和不同影響力的媒體機構，從整體上來講，偏向於持有“大眾版中國觀”。這主要反映在這些商業大眾類媒體一貫的對華編輯立場、評論方針和報道選材上。這其實非常好理解：大眾商業類媒體的衣食父母就是一般的讀者，無論是出於投其所好的要求，還是出於物以類聚的雙向選擇，這種編、讀兩方立場的趨同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其實，這也從側麵解釋了為什麼美國媒體上各種反華、辱華的負麵新聞，一撥一撥層出不窮的原因。
（3）美國的商業企業集團，在對於中國的看法上，基本上是好壞參半——既有積極支持中美發展深層合作、多做生意的“熊貓擁抱者”，也有緊盯著中國對美貿易盈餘、指責中國侵害知識產權、搶奪美國工人飯碗的“屠龍士”。同理，在美國的國會裏麵，雖然持有“大眾版中國觀”的議員在人數上占相對多數，但在重量級議員中，基本又是兩分的。
（4）美國對華外交政策團隊（包括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主管亞太事務的副國務卿和國家安全委員會裏麵負責亞洲事務的主任等），基本無一例外地都持有“精英版的中國觀”，即以發展的、務實的、客觀的、全麵的視角來審視和評價中國。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各種高端思想庫和智囊團，既為美國未來外交政策的製定和執行培養儲備著大量人才，同時也是美國退役政治人物的晚年落腳點或者事業中轉站。所以，外交決策團隊和智庫研究機構裏的專家學者之間，走動頻繁，交流活躍，保持著對於中國最鮮活、近距離的接觸和了解。
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對於中國和中國問題知根知底，耳熟能詳，甚至能講一口流利的漢語。他們所抱有的“中國觀”，代表著美國“精英中國觀”裏麵最核心和最前沿的部分。在華盛頓的外交決策圈中，這批精英中的精英，通過各種聽證會、研討會、圓桌會、谘詢會，以政策報告、內部建議、麵對麵谘詢等不同形式，左右著中美關係發展的方向和步調。他們的影響力，更多地體現在美國對華大戰略和具體操作政策的製定和執行上。與美國媒體上充斥著的“大眾版中國觀”不同，這種“精英版中國觀”的存在和影響，更多的時候是隱性的、理性的。既不完全被身邊和腳下的滾滾洪流所裹挾，又不脫離其所孕育和共生的民意土壤。